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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如何面对人民?
贺承军
  国家大剧院凝聚了浓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即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时代的要求,对于这个未出现的空间与场所,己经作出了强烈的暗示。这种暗示象一个个磁场,互相交错或结合,意识要转化为空间,精神要沉淀为物质形体,对于建筑师来说,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大剧院"将要或己经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来自决策策者的意见,是要使之成为一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而业主委员会可能利用其影响,以有助于资金问题、筹建的具体可行性、今后的常规使用与管理等等;普通市民(主要是北京市民)则主要关心两方面,一是是否能成为北京市的一个新的标志性建筑,二是它能否给市民提供一个亲切、好玩的场所。令人震惊的是,来自建筑学专业人士的则有许多互相矛盾看法,这也许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建筑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思潮,己经成为建筑界的主流。

  结合这次国家大剧院竞标方案公开展览而举办的研讨会上,建筑师们在仔细观摩了竞标方案之后畅所欲言,尤其是来自南方的建筑师群体,对北京的建筑,发出了深深的质疑。

  质疑之一:我们是否具备了评审国家大剧院的条件?从评审委员会的构成来看,来自北京建筑界的名宿们几乎均没有从事设计大型公共建筑的经验,其艺术修养、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如何够得上评审富于冲击力和创造力的方案的内在要求,对行政的旨意的依赖,至今仍在影响着北京的一些重要建筑的建造,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以至于在专业圈子内形成了一句习惯性嘲讽语:什么地方的建筑是美的,我们不知道,要想知道什么建筑是丑的,只要到长安街上去看一看。而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规划艺术委员会"的城市,它的作用到底如何呢?

  质疑之二:新的国家大剧院会不会成为一个普通百姓难以涉足的场所?国家大剧院紧临人民大会堂,如今有一种说法是国家大剧院应该在风格上与人民大堂协调,此姑且不论,倘若在管理、使用方式上也向人民大会堂看齐,则百姓就失去了使用这一场所、空间的可能性。当然,人民大会堂是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大剧院是看戏玩耍的,用途是有些差别。不过,中国已有不少剧院变成了官方会议的场所,或者高规格的戏剧演出也会渲染得异常正规、隆重。"闲人免入"的牌子,可能将普通百姓拒之门外。这次44个竞标方案中,普遍表达的开放的、公共的空间,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开放、透明。开放、透明、公众参与的空间,已经出现在图纸上,无论谁中标,我们希望这种市民空间变成实际的结果。

  质疑之三:国家大剧院,当然不可避免地和"国格"、"雄伟"等等联系在一起。建筑,尤其是纪念性公共建筑,自古就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意识形态的象征在建筑的体现应该充分艺术化的。换句话说,即让建筑师们以建筑的可能语言来解决建筑问题。困扰中国建筑界数十年的"民族形式",可能依然会对国家大剧院的方案竞标与评选产生困扰。这种困扰的根源之一在于到底什么是民族形式的当代形式,并没有合乎逻辑的结论;根源之二在于建筑创作本来不需要什么逻辑结论,而有些人偏偏喜欢把艺术问题当作政治与种族认同问题。

  当然,质疑归质疑,这一次国际竞标与向市民展览竞标结果,显示出了北京在城市建设之融入国际潮流的趋势,这一变化是可喜的。建筑设计上体现的公平竞争是社会操作民主化的重要表征。在四十年代,张闻天和邓小平在论述民族文化的发展时,就指出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主张。如今,我们要在建筑界和全社会大力倡导的,就是民主的建筑、市民的建筑这一概念。

  建筑文化是一个国家总体文化的重要部份,它最核心的问题除了技术性和艺术性之外,就是空间和场所的民主的、大众的品格。在建筑专业术语上,实用、经济、美观这三要素,每一个要素都应该体现民主化的精神,否则,这座建筑可能成为权贵阶层的俱乐部,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大剧院"。

  "国家大剧院"作为文化类建筑,将给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城市建设带来很大影响。从近二十年的中国当代建筑史来看,尚没有哪座建筑以这种方式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这个现象,反映出建筑界和全社会产生了对"什么是真正的好建筑"这一问题的兴趣,它可能对中国建筑界提高建筑设计品质,提高城市建筑的素质产生极大的后续影响。而在此之前对前三门建筑、长安街建筑系列、北京西站和清华大学建筑系馆的讨论与批判,可算是建筑民主化与多元化思潮的有影响的前奏。

  可以说,一个提倡建筑自由、民主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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