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大殿

我遗憾的是没有受教于梁思成教授的荣幸。1938年，我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建筑学时，书箱里就装着梁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1945年，在梁先生的著作的启发下，我写了《中国建筑理论》一文，后来发表在1947年7月英国《建筑评论》的"中国专刊"。但直到1949年10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工作，才有幸见到梁先生。
　　1946年，国民党北平市政府邀聘我负责北平都市计划工作，经我的导师阿白康乐培爵士的同意，我从伦敦大学回国赴任。但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留我在南京，任内政部营建司简任正工程师，所以，我未能到北平就任。解放前的三年，我就这样留在南方，回国的初愿似已无望实现。那三年的岁月真是绝望和痛苦。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地邀我北上共事。终于，在当年10月底我率全家到北京落户。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庆幸有此幸福。在1957年以前，在全国大好形势下，我与梁先生一起工作的那几年，真是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岁月。此后，由于个人的遭遇，虽然我不能同梁先生保持以前那样的亲切关系，但是梁先生从未由于我＂右派"身份而对我有所顾忌。他还是一如既往，真诚相待。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但梁、林二先生是我一生中的知音和良师益友，他们深深地铭记在我心中。
　　 1949年，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梁先生的指导思想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我完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但对原有的初步方案发表了我的意见。我认为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我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象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我们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研究，终于形成了新北京的规划方案。后来，梁先生和我联名写成了《对首都建设的建议》一文，梁先生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梁先生认为，这一新方案既可以达到保护北京历史名城的目的，又与首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相衔接。但是，时隔不久，这一《建议》却被视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面倒"方针"背道而驰"。最严重的指责是"梁陈方案"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当新方案备受指责时，梁先生却冷静地考虑到新方案突出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但没有注意到旧城区中心的改建的可能性。为此，梁先生又带领我们着手研究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皇城周围规划，以此作为新方案的补充。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这是世界各国首都中少有的宽阔水面和大片庭园绿地），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当时正是批判"梁陈方案"的不利形势，所以梁先生始终设有公开这一补充规划方案。今天，这一设计的文字和图纸恐怕已经丢失；而我是确切地知道它的存在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画的。回忆起来，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鏊玉栋桥的初步设想，并作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的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设想出发，把金鏊玉栋桥当作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鏊玉栋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quot;金鏊"" 玉栋"的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前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前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这个设计图的线条画成之后，梁先生兴致勃勃地要亲自渲染，添色加彩。当时的梁先生已年过半百，又疾病缠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画了一个通宵。天将破晓，只见梁先生不顾一宵未合眼的疲劳，仍然躬着身子一笔一笔地画着，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彼时彼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是那样清晰和亲切。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拟建造设备比较完善的首都剧场，命有关单位做了一些设计方案。梁先生看过之后总感到在民族风格方面不够突出而有些缺憾。首都剧场是北京解放后兴建的第一座正规剧场，梁先生坚持要突出"民族形式"。在当时，"民族形式"一词几乎与"梁思成"三个字成了同义词。现代剧场如何与民族形式统一呢？我又一次得到与梁先生合作的机会。我向梁先生建议，剧场屋顶平面是解决大屋顶的关键，我国建筑屋顶平面基本上是条形平面，很少有复杂的组合。我们应当突破单一的条形平面屋顶，参考西方建筑中诸如19世纪英国住宅建筑、拜占庭建筑、文艺复兴时古典式教堂和高直建筑等顶的处理手法，进行创新。梁先生欣然接受，并要我先画一个草图。我贸然从命，设计了一个有13座大屋顶组合的剧场方案，其形象恰似后来兴建的平壤大剧场。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夫妇深表赞赏，并以此向领导汇报。然而，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却因为有了大屋顶，就简单地否定了。后来，当反对建筑业的豪华浪费时（那时，梁先生正因病住在同仁医院），他在病床上还向我再三强调说，他唯一的愿望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文化遗产，所以，他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还以此鼓励我。
　　在"反右"斗争中，梁先生多次主持中国建筑学会召开的批判"陈华联盟"大会。但每次会后，梁先生对我总是鼓励多于批判。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被指为"右派"后，梁先生见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占祥，你为什么这样糊涂啊？"
　　六十年代中期，大搞设计革命，我写了一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结合设计革命的未署名文章。梁先生看到后，他对人说，这篇文章一定是陈占祥写的。此话通过别人又传到我这里，使我很有感触。尽管多年的人为隔离，但梁先生毕竟是了解我的。
　　在纪念梁先生85周年诞辰之际，我怀着深切的感情回忆起梁先生夫妇在北京市都委会和清华大学相处的岁月。我忘不了许多愉快的日子，那是与梁先生夫妇、金岳霖先生一起畅谈。那时，我除了在都委会任职外，还在清华兼课，往往是前一天下午从城里到清华，晚上在梁先生家住宿，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城里。梁先生与林先生这一对夫妇有深刻的相爱的基础，并分享共同的理想。林徽因先生病危时，一度从清华搬到城里过冬。由于为她准备的房屋一时尚未就绪，于是就住在我家。我们一家亲眼看到梁先生对林先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们深受感动。后来林先生过早地去世。在六十年代初期，梁先生与林洙先生结合。以后"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林洙先生为关照和爱护梁先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1971年末，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这是陈占祥先生在1980年写的纪念文章。2001年3月，陈占祥先生逝世。本站特发表此文，以纪念提出"梁陈方案"两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