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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非缘
  划地为界可能源于动物习性。

  一条狗仍愿意选用撒尿的方式划界。

  《西游记》里的那只猴王已进化到能使用工具,他用一根棍棒在地上画过一条很概念的分界线,一只很圆的圈圈,以保护那个除虔诚外别无长处的唐僧免遭魔鬼的侵害。这根名为金箍棒的玩意儿可大可小,大到可以擎天,小到可以纳入耳孔。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有把耳朵与女性性器普遍联系的习俗,这玩意很可能就是那玩意儿的性幻想。

  弗洛伊德学派也许就此把划界的动作与性行为相关联,继而把划界当成是阳物强行建立秩序的暴力行为。至少,安·比尔兹在其《魔鬼字典》里把大炮这种超现实主义惯用的性器替代品当成是校正边界的仪器。

  划界的动物习性所遗传给人类的最初后果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筑墙活动。当比尔兹大炮的威力超出墙的暴力时,城墙的划界能力失效,比尔兹因此把边界当成是一条假想中的分界线,一条可以不断修正的因此可能又是概念的分界线。

  好象社会开放与和平的标志之一就是:墙减少,道路增加。筑墙与修路原是历史上并不相悖的两种分界方式。不同在于,道路标界并不凸显,分割但不区分。它看来开放且平和,全无划界物的暴力特征,而一旦我们注视着那些与道路相联的残缺的城门洞时--这样的例证所剩无几--却一律可看作是道路潜隐的暴力对于墙的可封闭程度的讽刺。

  50年代的北京正是通过拆除一座在历代炮火中幸存下来的古城墙而增加了一条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道路就此成为墙的敌手而不再是对手。它不断地摧毁北京的老墙,最终仅剩南自前门、北止钟楼的4.7公里轴线区域内的故宫红墙还保存完整。前门与钟楼自身也被当成凯旋的证据获得赦免,却失去与旧有城墙的联系,形只影单地守护着故宫的中轴御道,在纵横交错的道路间全无理由地化为凯旋门模样,不象是庆贺而近于悼了。

  张永和与宋冬题为"Borderline"的作品截取北京残存的这条4.7公里的轴线,(图1)并假定将它与奥地利的一座非轴线城市格拉兹重叠,以此寻求某种或多种线索。

  我不清楚他们选择电视机这一导致各种边界迅速丧失的罪魁祸首或主要功臣当成"边界线"作品主要片段的构成物是基于无知还是勇气。


  该片段位于格拉兹的一个旧厂房内(图2)。20台电视机分成两组(18+2)一自排开,机身的厚度及色泽使它们看起来象坚实的矮墙;向天的屏幕上呈现着的从故宫现场摄制的石制铺地画面却诱使视知把它当成路来看待,一侧的踏步也暗示着这些屏幕的可行走性。(图3、4、5)

  结果也只是走向无处。

  往南或往北都遭到厂房实墙的封闭。这或许是"Borderline"作品在此遇到的主要麻烦,他们在两面墙上各钻一个洞,以使边界线得以线性延展。正是"bore"这个动作赋予边界线以暴力性,也使得这两个孔洞与北京城残存的城门洞发生对应关联。洞的小尺寸筛除了它可以步行通过的可能却被授以视觉通道的新涵义。(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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