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家书法叙论

叶鹏飞

吴云 行草书立轴

一 晚清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与书法

　　晚清的书法名家，大都是当时极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著名学者，他们的艺术创作和当时的社会政治、人文思潮紧密地联系着，成为晚清书坛的特色。

　　乾隆的晚年陶醉在"十全武功"之中，听凭宠臣和珅当道，吏治腐败，贿赂盛行。急剧膨胀的人口大大超过了生产的发展速度，激化了矛盾。就在乾隆禅位这一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绵延数省的暴动，历时九年，使清廷耗费了二亿两白银。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已预感到"盛极即衰"的来临，却又不敢多发议论。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已逼使士大夫们钻入故纸堆中，从事与现实政治无关的考证，免遭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下场。士风之萎靡，为历进所罕见。

　　嘉庆当政后，颇想励精图治，逮捕和珅，撤换官吏，终止豪华的南巡，厉行节俭。更值得一说的是他认为已不存在汉族士人用文字来"反清复明"的危险，开释"文字狱"的开禁，使士风改变，打着复古旗号的变革思潮的兴起，带动了书法的变革思潮，使书法风气开始摆脱了"康熙尊董、乾隆爱赵"的羁绊。可是，嘉庆并不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面对的是乾隆盛世造成的社会危机。一方面广开言路，命官吏可直接上奏；另一方面，他又怕人议论朝政，抨击时弊，以至洪亮吉的上书所指出的吏治腐败、几俗日卑又使他随了不少，"文字狱"的阴影一直到道光朝也未能完全消除。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感叹。

　　嘉、道之际，士大夫及民间的人文思想相对地得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乾嘉考据学和理学的变化上。历仕乾、嘉、道三朝的重臣阮元，是当时的考据学大师、学术领袖，他的振臂一呼，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阮元"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无所不包，成以发明'大义'为主，所著《性命古训》、《论语》、《孟子论仁论》、《曾子十篇注》，推阐古对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在文学上，阮元主张以恢复六朝的"文笔之辨"来倡导"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试图划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以符"日用"，对削弱"桐城派"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他用考据学的方法，以复古为口号，着眼于"大义"、"日用"，反映了面临日下的国势和文学创作现状及文人学士振衰求变的要求。由于阮元在学术界的影响和显赫的地位，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晚清学风转变的先声。

　　包世臣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和书论家，虽曾十二次会试而未能中试，但他却是当时官场公认的经世致用的"天下奇才"：陶澍要改革漕运，请他到上海策划；林则徐禁烟，路途上先拜访他，请他出谋划策；魏源写好《海国图志》，也请他审定。他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诸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考察研究，于二十七岁（嘉庆六年）时写成《说储》一书，对改革当时政治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其要义在改革官制、明确责权、澄清吏治、富国裕民；其精义则为外内官"不问满汉、惟能是使"，"罢八股，以明经术、重时务二事应之"，他的主张"有经济大略"、"精悍有口辨，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上述思想及思维方式同样反映在他的《艺舟双楫》之中，从而对当时书坛上的风气、观念产生了震动。包世臣在政治、经济以及艺术上的研究开拓了学者、士大夫们的视野，他的年龄比要则徐、龚自珍、魏源等要长十岁以上，对他们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乾嘉时期复兴的今文经学在晚清被主张改革的学者所利用，注重"微言大义"的方法，使对经书的阐释更具包容性，可为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根据。龚自珍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他强调"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着眼点是引"学"改"治"上，为的是寓托政治抱负，为的是经世致用。与龚自珍同时的魏源，更将经世致用思想推向了高峰，主张"道存乎实用"、"师夷技"，向外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由于龚自珍、魏源胸中有物、抱负宠大，文章颇具气势，赢得时人的钦敬。梁章钜称赞龚自珍"自文词奇崛渊雅，才笔横恣，不为家学所?quot;。到半个世纪以后的梁启超等人读了龚的文章仍"若受电然"，"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拜龚氏之一时期"。所以说，刘熙载、冯桂芬、康有为等人亦不例外，他们思想上具有的变革出新的特点，也无不影响着书法观念的改变。

京邸看花诗轴 阮元

　　晚清处处都有变革的旗帜，如桐城派传人方东树以复兴宋学来讨伐乾嘉汉学，程恩泽、何绍基、曾国藩、莫友芝等人标榜宋诗，开创了近代宋诗派（后为同、光诗派）等等。当时推动和主张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人物陶澍、林则徐、邓廷桢、张际亮等，以至后来的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都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希望改变社会和人文现状的。越到后期，思想和学术越开放，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书法名家，他们的书法艺术思想也是牢牢地植根于这一基础上的。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锈门，惊破了封建天朝的美梦，当一个老大帝国被迫拉入近代世界竞争的格局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头破血流时，中华世族遭遇了空前的大劫难。中国向何处去？有识志士痛苦地思考和寻找救国的答案，"更法"、"改革"的思想应运而生，思想的异常活跃，成为晚清的一个特色。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义和团等一次次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固然给予腐配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以沉重的打击，但其狭隘、落后的意识同样使自己难以跳出封建主义的怪圈而终归失败。与此同时，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杰出人物。他们从被动到主从盲目到瞬息万变觉、从局部到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来探寻中华民族的出路，尽管他们常常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残酷弱压和不断困扰，可终于在艰难曲折中一步一步地近代化的进程。

　　林则徐和邓廷桢都是鸦片战争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早就对世务有研究，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学术著作，可他们的行动，甚至连书法亦施之于"实用"上。此后，曾国藩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治学的规模比较宠阔，加之他在镇压太平天国中不拘一格地招揽人才，对各种不同学术宗尚的学者、文人都能给予不同程度的优礼因而在咸、同间有巨大的号召力。曾国藩侧重于"因时"思想，着眼于政事、制度、经济，当时的洋务派，或是他的朋友（如李鸿章），或是他的后辈（如张之洞等），他们都能根据"因时"而需，自觉学习西方，所以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对晚清后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影响了一大批人。

　　可以说，晚清的人文思潮变革，发端于阮元、包世臣，到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发扬光大，而曾国藩、左宗棠、刘熙载、冯桂芬、李鸿章等都是变革思潮中的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是擅书名家，尽管他们思想各有不同之处，但要求变革的内容大体相同。体现在书法艺术上，虽然他们的风格面目有很大的差异，可在艺术观念上还是比较一致的。

　　到了光绪年间，康有为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否定古文经学，接受并发展今文经学，并很快地与学习西方调和起来。他的主张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在于"改制"、"变法"。他写《人类公理》、《大同书》时，已是中西合璧，着眼也在政治和经注上，成为改良派的领袖。他的《广艺舟双楫》，也正是适应"改制"、"变法"的产物，将书法变革与政治变革一体观了，他的号召鼓吹，使清代末期的书坛碑学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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