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家书法叙论

叶鹏飞

林则徐 行书立轴

　　 晚清社会政治的变化和人文思潮、学风的变化，势力导致书法艺术思潮的变化。尤其是碑学思潮的普及，为晚清书法艺术的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清代初叶至中叶，与明代一样，也盛行贴学。由于康熙酷爱董其昌书法，使明末本已名重江南的董书更是身份百倍，几乎成了书家惟一圭臬。到了乾隆时期，与承平日久的气象相适应，圆腴丰润的赵子昂书法代之而起，在乾隆不可一世的示范下，赵书又成为当时书法的楷模，以翁方纲、王文治、刘墉、梁同书等人为标志，代表了清代中叶贴学的高峰。

　　 在帖学盛行的同时，金石书迹的发现日益增多，摹拓流传日广，书家的审美视野日益开阔，从而在帖学大盛的情况下产生了一股重视碑刻书迹的细流，这细流又不断地扩大，逐渐引发了审美取向的转移。虽然帖学在嘉道之际依旧占着主流，但是已有许多有识之士将考据之学与书法艺术结合起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嘉庆的图治和"文字狱"的开禁，使士风大大转变。此时身历乾、嘉、道三朝的重臣阮元，在学风上倡导振衰求变，在思想上倡导"大义"、"日用"的经世致用观点，同时，也对书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去研究帖与碑的源流派别。他自称"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最终在嘉庆年间写出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首倡南北书派之说，从理论上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依据。乾嘉学派在学术上提倡实事求是的考证功夫，而阮元作为朴学大师，在书论中也引入了生据的方法，处处证之以史，从而使自己的观点鲜明翔实而有说服力。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确立了汉碑的地位，提介书法要"溯其源"、"返于古"，隶书是重要的一环："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美国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他从文字发展演变过程来论述正、行书中的隶书渊源，颇重汉碑的"古法"，并以这种古法为宗，反对靡弱的俗书。同时还对北碑极为推崇，他从南北二派书法作品的流传上来说明北碑比南帖更为可靠、更接近原来的面目。认为后世流传的晋人法帖都是几经勾摹已非原样，而北碑皆为原刻，仅下真迹一等。他还在《覆程竹盦编修书》中对王著所摹的《淳化阁帖》最为鄙视，认为此帖"全将唐人双钩响拓之本画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北法从此更衰矣"。他推重北碑，追求雄强古朴之美的主张，既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又适应了书法艺术振衰求变的需要。

　　 阮元在竭力推崇北碑的同时，更将唐代欧、褚、颜等大家也纳入北派系统。他在《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认为："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进，而非南朝二王派也。《争座位稿》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夫不复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试观北魏《张猛龙碑》后有行书数行，可识鲁公书法所由来矣。"这种新颖的解释，对晚清的书学观念和创作风气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几乎与阮元同时的包世臣，将尊碑理论发扬光大。他与阮元从书史入手不同，而是从书论入手，深究书法的"形质"和"情性"。所著《艺舟双楫》中论书部分，不遗余力地倡导碑学，对碑学高潮的形成作用极大。包世臣有感于当时书坛上帖学书风的过分细腻、拘谨、甜俗和薄弱，更深切地体会到北碑的价值。他对北碑的赞扬，要比阮元更旗帜鲜明。他在《历下笔谈》中说："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从形质的要求出发对北碑予以肯定。同时还指出了北碑有下开唐人书法的启迪之功，将北碑称为书法发展史中的关键。包世臣《艺舟双楫》中的书论，建立了以北碑为核心的书论体系，阐述北魏墓志的审美价值，为开创书法新风立下汗马功劳。

潘祖荫临孙过庭书谱立轴

　　 到了光绪时期，作为政治上改良派领袖人物的康有为，在阮元、包世臣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大量收集评判汉魏六朝碑志的经验，提出新的见解，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写成了六万余字的论书名著《广艺舟双楫》。全书涉及面极广，利用尊碑抑帖主张来体现他的变法求新思想，虽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在书法界仍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

　　 贯串于康有为书法观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变"，用变法思想来评价历代书家书迹："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前以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他他的观点是书体无时不在变，绵延千余年的帖学已为陈腐之物，至清而极，物极必反，故有识之士宜求变趋新。推崇北碑，其实当时已是学风使然，与阮元不同的是，康有为竭力鄙薄唐人之碑，以为"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这枣木耳"，"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哉。"从康有为的观点看，六朝之碑胜于唐以后书远甚，是习书者应取的途径。他还进一步强调："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观。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这种观点，也反映了碑学思潮风靡天下的发展情况。

　　 然而，在晚清碑学思潮的汹涌波澜下，帖学传统依旧一脉不绝。道光年间，出现了两部颇有见地的论书之作，即周星莲的《临池管见》和朱和羹的《临池心解》，他们的书论站在帖学的立场上，既继承前人，又有不少新见。

　　 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主张自然挥洒，求其意得而不求形似，认为："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正襟危坐，公然作为，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他很辩证地指出了书法创作中无意臻妙，有意反拙的现象，主张书家兴到笔随，自然地表现感情和流露思绪，在书法中真实地表现个性，这在晚清时期无疑是帖学书论中的闪光点。

　　 朱少羹也强调作书须发挥性灵，他在《临池心解》中强调"切莫寄人篱下"，主张学书者应多读书、多临帖、融合于胸次，然后始终挥洒如意，所以他着重于书家学问修养的培养，也着意于书家的品第，以为"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还推崇书法的法度："法度者，间架结构之类，以及精神气魄，寄于用笔用墨是也。"他的书论，也对晚清书法创作起着重要作用。

　　 在晚清的书法变革思潮中，有识志士往往碑帖兼取，刘熙载和沈曾植的书学观最具代表性。

吴荣光 行书八言联

　　 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之后，包世臣起而响应，一时尊碑卑帖之论风靡。然而，刘熙载却不随波逐流，他以自身的体验来分析南北书派，持以此较公允而客观的态度。所著《艺概》中的书学观，既，包罗丰富而又不失精辟与新鲜感。他对鄙视南派之书者加以驳斥，以为南派的成就并不低于北派："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绝不可轻视南朝之书。关于碑与帖的问题，他借欧阳修《集古录》中的话说：帖"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故帖大多随意挥洒，逸趣天成；而碑的内容往往是"高文大册"，以庄严浑厚为其特征。刘熙载也对北朝之书作了高度评价。他的南北二派书法在书史上都有其重要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包世臣、康有为的书法观只是一种流派价值、历史选择，且带有浓厚的主观性，而刘熙载的观点则是一种更客观、更纯粹的艺术价值判断。

　　 至于清末的沈曾植，则以扎实精邃的学术研究为根基，通过涉猎广博的书法实践，出入碑帖，兼容南北两派，形成了较为公允平和的书学观点。其书论见于《海日楼札丛》及《海日楼题跋》之中。他虽与康有为同时，但并不像康有为那样视南北两派为判若水火，而是和刘熙载一样，更为客观缜密地评价南北书法。不仅以为南北二派相互贯通，而且强调各种书体之间也宜互相融合。尽管他的影响在当时不像康有为那样巨大和广泛，但在今天看来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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