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恶意误读”还是张强“恶意书写”

王南溟

　　面对<仙女山互动书写七仙女>来引来的各方面的批评，张强的反应是左一声社会邪恶，右一声社会邪恶，好像张强是一个受伤的纯洁少年那样。请看下面的几段话，它出现于张强新写的<我为什么创造了“踪迹学”>和<仙女山互动书写七仙女：张强踪迹学报告A|C31模型之众声喧哗>中：

　　以前我只是领会广大书法人的歹毒与阴暗，这次又面对一般社会大众的邪恶想象力。

　　上海批评家王南溟的文章<张强的悲哀：书法踪迹学与行为艺术>，王南溟这篇恶意误读的文章，其实集中了社会性喧哗中邪恶解读的说法。

　　当时我经历了1993书法主义，1995书法主义的两次活动之后，也已经对其中投射出来的阴暗与险恶，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情绪。

　　在张强<仙女山互动书写七仙女>之前，上海<新闻晨报>的记者打电话问我张强的作品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在“世艺网”上有我的一篇<张强的悲哀：书法踪迹学与行为艺术>可以参考，然后<新闻晨报>的报导中就用了我在文章中批评张强的一部分观点。然后张强骂我“恶意误读”他的作品，却对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两个关键点不作回答，一是如果张强用女性拉纸张强书写，然后成为与女性互动的作品，那么当女性拉纸与男性拉纸在拉出来的结果毫无区别的时候，女性在张强的作品中的性别因素如何体现；第二，张强也没有回答我这个批评，在丽江，张强提出要英国女艺术家裸体，张强书写，然后英国女艺术家要让张强也裸体男女间互为书写，结果被张强拒绝，这种拒绝与这次仙女山书写女大学生的情况是一样的，其实张强的这种拒绝已经拒绝了互动，那么对张强来说，既然女性每次提出要互动都被张强拒绝，这个女性角色又意味着什么。我在<张强的悲哀：书法踪迹学与行为艺术>一文中说得清清楚楚，只有等张强也裸体与裸体女性互为书写，那么才能称为互动书写，而张强在<仙女山互动书写七仙女：踪迹学报告A|C31模型>中不但继续用错了“互动”这个词，而且整个一场闹剧像是七个小矮人与一个白雪公主故事的颠倒版—七仙女与一个知识小侏儒。

　　张强这次的两篇文章只有反驳我一点，原文是这样的：

　　有的批评家凭借个人的模糊经验，就进行所谓的批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居然生造出什么“书法踪迹学”的概念，来安在我的身上。

　　因为张强认为他提的是“张强踪迹学”而不是“书法踪迹学”，张强又说：

　　由于踪迹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已经是对于书法、中国画、西洋画的根本性穿越，所以，它已经回避了无谓的争议，书法的边界，水墨的边界等等。而且，在任何场合的发言以及任何文章的文字中，我也从未使用过“书法踪迹学”这个概念。所以这是批评家一相情愿“捏造”的一个概念。如果这个“捏造”行为不是因为行为粗疏的话，那么就是险恶的故意“误读”，将“踪迹学”等同于“书法”，从而使“踪迹学”在逼仄的书法空间中游弋。

　　由于有了张强的这种自我辩护，我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张强对“踪迹”的错误理解，及其由于这种错误理解而使“张强踪迹学”的论著同样也是错误百出的问题。

　　我为什么在批评张强作品的时候不用“张强踪迹学”而要用“书法踪迹学”。第一、整个“张强踪迹学”从学科到逻辑上都不能成立，而“书法踪迹学”是最接近张强作品的命名。用最接近张强作品的词语对张强的论述予以修正，既是对张强的一次同情性学术关怀，同时也对张强作品论述的还原。张强不懂得对问题的研究都是对一个事物的重新命名开始的，即我用“书法踪迹学”等于为张强规范了一下用词，因为张强一定要将他的作品套上“张强踪迹学”的话，就是张强的头虽然很小，但却戴个了大帽子。

　　张强觉得只有范迪安是最支持“张强踪迹学”的，他说“其实有着更多艺术经验的批评家范迪安的相法，与我的学科企图似乎更为接近”，张强引用了他与范迪安的对话中的范迪安说的一段话：

　　我觉得“踪迹”这个概念非常好，像你说的。如果你把它界定在书法，界定在行为艺术，都不那么确切，“踪迹”这个词非常有意思。

　　范迪安的这段话本来就是张强做的对话，引用这种对话是要有范迪安本人相同的论述作逻辑关联的。范迪安从来没有说过要拿“踪迹”来建学科，所以他说“踪迹一词非常有意思”绝对不等于“张强踪迹学”是非常有意思的。“踪迹”一词当然有意思，否则的话，德里达怎么可能成为这么重要的哲学家？或者说，本来“踪迹”一词就不是张强的创造，而且1990年代早期这个解构主义词语就已经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个流行词语，张强只是半生不熟地吞吃了这个词语而已。张强自己也承认他是在1996年才用他的作品提出“张强踪迹学”，并将“踪迹”作为一种学科创造来做的。

　　当张强用“踪迹”词语说明他的作品意图的时候，也是解构主义方法在书法创作中的图解。但张强偏偏要将常识性的东西夸大成是张强的学科创造。然后不但根本就没有理解解构主义的“踪迹”词语，而且还将自己的作品宣扬到了“假、大、空”的地步。

　　我还可以用“排它法”来对张强作品与“张强踪迹学”之间的不实之词提出批评，即使在张强自己写的踪迹学一书的目录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张强先对踪迹进行分类，一是书写的踪迹，一是自然的踪迹，一是完形的踪迹，一是光影的踪迹，然后在其它的章节中，张强分别论述了西方绘画中的踪迹，中国绘画中的踪迹，西方绘画中还有具像画的踪迹，抽象画的踪迹，我们顺着“张强踪迹学”中的这些内容往下看，那也等于是在说，“张强踪迹学”中除了他的书写踪迹还有其它的踪迹，所以“张强踪迹学”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踪迹，而不独是张强的作品踪迹。与张强作品踪迹有关的踪迹学论述在他的“文字迹象及其书写实践”，“书写|行为心理与踪迹”，“行为艺术的踪迹学性质”等章节中。张强自己在文章中就将“书写行为”与“踪迹学”粘在一起的，这次张强还在说：

　　在“行为书写”与“踪迹学”之间，尚有两个具有时间长度的实验报告在支撑着，这就是从1990-2000年10月完成的“张强踪迹学报告A|B100模型”以及2001-2006，近6年完成的“张强踪迹学报告A|C31模型，而所谓的“行为书写”，不过是在每一次在迄今实施了131次书写中的一次的指称而已。

　　张强自我评论<仙女山互动书写七仙女>是张强踪迹学报告A|C另一模型作品，其真相，可以在以下方面得到还原，1、书法逻辑的自然延展伸张，2、行动绘画的逻辑延展，3、行为艺术的独立现世，4、艺术的文化穿越，观念艺术的提示。

　　在张强已经区分了绘画的踪迹与书法(书写)的踪迹的情况下，张强对自己作品的种种说法不就是“张强踪迹学”中的“书法踪迹学”与“行为艺术”的关系吗？因为张强喜欢用“学”来声称学科创造，所以我也套用了这个“学”字。如果张强不在女性身体上书写，他的作品可以称为书写踪迹，但在女性身上书写，又不肯与女性互动那只能称为“恶意书写”的踪迹。张强对自己的作品落脚于观念一维，但“恶意书写”是对张强作品在观念层面的唯一解释，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的解释通道。

　　以此，“张强踪迹学”与解构主义的踪迹已经完全不同了，张强尽管说它是“艺术的文化穿越”，但是这种“文化穿越”的形容词说明不了张强作品的任何一个问题，到反而说明了“张强踪迹学”彻底背离了解构主义理论的一切原则，“踪迹”在解构主义中是一个有关意义差异的过程，但“张强踪迹学”却将“踪迹”一词对古今中外的艺术套用一遍，使它不但变成了万金油，而且还是张强附会癖的集中反映。学科与专业词语之所以是学科和专业词语就是因为它是有限定性和在特定的情境下的。“张强踪迹学”没有这种限定性，从他的学科论述体例到各章节的标题、分类术语及其形容词的使用都是交叉杂乱和狗屁不通的。为了使“张强踪迹学”无所不包，以显示他创造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学科，张强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踪迹”，除了古今中外的画家的踪迹外，还有什么“拓印踪迹”、“蹄印爪迹”等等。张强说：

　　看到我的“行为书写”的人，可能都会不自觉地将这个作品的实施的动态过程，当做了“踪迹学”。

　　这就是说，张强的“踪迹”一词变成了一切留在物质上的痕迹，而“张强踪迹学”不是实施的动态过程而是过程之后的固定对象，张强说，“张强踪迹学”已经是对书法、中国画、西洋画的根本性穿越，但这个穿越等于在说，“张强踪迹学”既可以用在书法和中国画上，也可以用在西洋画上。由于“张强踪迹学”只是满足于对痕迹的存在物的描述，当然这种存在物的无所不有而使“张强踪迹学”的对象也是无所不有的，到了艺术领域，张强要用“张强踪迹学”来证明他的“艺术的文化穿越”的能力，结果张强一定要女性脱光衣服而自己却死活不肯脱，然后穿着衣服在女裸体上留下张强的书写踪迹(或者痕迹)，种种滑稽可笑的动作就是这样被张强“踪迹”的“文化穿越”了出来，包括张强还要为被书写过的女裸体清洗身体上的墨迹，让被书写过的女裸体作出舞剑的动作，弯腰的动作，分腿练功的动作，并且将女性对他的拒绝与社会上对他的批评作为“张强踪迹学”的组成部分，还自称为“张强思想库”到处在书法网上乱贴，这样，面对张强的这种“恶意书写”，只有陈凯歌的那句话才能顶得住—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