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踪迹学报告”艺术展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

时 间：1996年11月16日下午2时至5时
地 点：北京——首都师大美术馆会议室
主 持：岛子

　　岛子（张强艺术展学术主持，诗人、批评家）　　
　　我首先介绍一下，张强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型艺术家，已经出版了三种著作， 《中国绘画美学研究》、《现代书法学综论》、《游戏中破碎的方块》，《踪迹学报告》显然不是书法了，也不是象西方的波洛克、克莱因那种行为绘画的形态。他在当代国际前沿学术机制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探索。那么，我有理由认为他首先对书法进行了解构，带有解构哲学的一种倾向，就在于他把传统的书写真正地解放出来，交给了 “她者”，这个“她者”是一个女“她者”，在西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拼写方式。“Her—ther”。萨特曾说的“他人即地狱”，亦即“他者”是地狱，存在主义哲学转向之后，是从语言论的转型。语言论美学转向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对话主义美学，是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交契重新寻找一种主体。正象解构主义哲学和女性主义寻求的是重新建立主体，打破中心，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一种理念，首先，踪迹学的这个女“她者”带有十分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

　　女性主义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九世纪开始，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要求解放，主要指向于教育、就业这些政治、社会层面上的平等。大约到了1950年左右，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完成，她旋即转向了要求文化上的平等，文化平等的一个主要策略是强调“差异性”，强调在生物学生理机制上的“差异”，女性这样一个主体，对差异的强调，进而在语言学上对男权中心的解构。这是在寻找语言上的差异，语言的差异是最终获得权力的有效途径。

　　到了第三个阶段实现的是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体呢是互主的。就象胡塞尔现象学中说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取消了对抗性，在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家就是画了很多性器，通过生理学上的差异对抗“父权”制的统治。这样一些主体意志到方法论上的解放，一直扩衍到社会学层面，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大量单亲家庭的出现，这种解放最终是女性受害了，女性成为承担者，所谓解放之后的承担者。在第三阶段象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科里斯蒂娃运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重新阐释女性主义，走向了视界的融合。在此前出现了西方美术界称为“阴蒂战斗队”，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由于不适当强调女性的作用，出现了这样的状态。原来作为封建的、资本主义伦理是一个父权中心。到了第二阶段波夫娃把母权制社会，即女神时代作为她们实现的社会和文化理想，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母权社会是一个前农业社会。在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后工业化的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客观要求两性融合，建立伙伴关系，圣杯化解剑的权力意志，化解男性的侵略意识。我觉得作为男性谈女性主义艺术虽会有偏差，但是在理念上还是可以把握的。

　　今天廖雯说张强不是女性主义，我说你认为应当是什么就可能是什么，无论男女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停留在那种西方女权主义第二对抗阶段。在英语中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一个词，但前者的语用更多是社会学和政冶学的，后者则是美学和文艺学的。任何差异最终还要上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融合，人类最终还是要寻找一种和平的道路，即两性视界包括种族、阶级的融合，那么在此意义上张强的踪迹学把自我交付给她者，对书法逻各斯施以解构，找认为是踪迹艺术的存在前提与理由，也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新艺术。

　　如果上升到了学科，（我对他的学科企图不太赞同）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融合了解构哲学，女性主义观念，还有现象学，象胡塞尔现象学这样一个非主体的意识焦点，包括拉康无意识的主体的能动性，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那样纯生物存在临床病理的思维方式。张强把无意识作为创作的内驱力交给“她者”，女“她者”。把主体从自我——从张强这个自我分解解构或者叫解放出来交给“她者”，交给女“她者”，生成了一种踪迹，这种踪迹它既不是书法，也不是绘画，更不象Body的直接显现留下踪迹，象克莱因的行为绘画，一边是管弦乐队在演奏，另一边是一些裸体的女人沾上颜料在画布上滚，那种直接的人体印痕。张强这个作品是兼容原则达成的转换，这种转换我认为具有东方色彩，但他不是单纯的“东方主义”的炫奇弄巧，有女性主义的观念在里面。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差异性”，他的合作者，从B1到B100，他现在已经做了B29个，每一个都不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的A--B模型，它们之间的差异都非常之大，以及“踪迹”就是通过“差异”显示出来的，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这种工作就是通过踪迹来看到B的性格特征、心理特征和社会经历以及经验形态，都可以从踪迹里面进行探求和考察。在德里达的哲学里面说“差异”，通过分延，显示出最终的“在场”，他把差异又分为“延异”，这是通过痕迹显示出来的。

　　对于女性主义艺术，对于现象学和解构哲学，张强的整个踪迹学里面都有一种穿透，但他又不仅仅是理念化的技术翻版，没有办法把他全部套在里面，另外就是我作为主持人的文字只是一种导读，就象在进入一个迷宫时需要一个人口处的导游，但至于怎样走，这就需要不同的悟性和修养，因为任何阐释可能都是扭曲。下面还是请张强先生做一下学术自述。

　　张　强
　　作为当事人，我想说明的只有一点，就是解释一下《张强踪迹学报告》这个概念，踪迹的形成就是好象楼房一样，找可以盖各种各样的楼，但只要一地震，所有楼都会坍塌，我在盖不同的楼房，同时又让不同的女性来震倒它，所以最后破碎的感觉都不一样。地震，就是从底层抽动，在书写中，我的汉字就是由女性来破碎，它的显示标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踪迹，这里无疑可以投射进不同操作者的各种情绪状态。报告是一种实验数据的记录，它包括对话、操作过程的纪录等等，最后有意识的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形成的最终效果。这是带有实验与研究的性质：“行为”可以看做是一次性的，一个模型就能提示这一点。我的最终意图只有全部做完以后才能显示出来。那么今天做到这一步为什么展示出来呢?因为我觉得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已开始呈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够听到大家批评。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批评家）
　　第一点，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可喜可贺，张强经过飘流的历程，与二十几个人的这样一个漫长的活动，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新的作品又产生了，在这样一个地方又形成了新的踪迹，也同时记录下来。

　　我想到了一点，这样一个方法，它不仅仅是对书写本身的反思，还触及到对人的身份问题，他这里面有不同的人，在这些人中他获得了不同的改变，身份的焦虑——譬如说性别、阶段、民族、种族这样一个差异，还有这种差异性的飘流，生命的飘流是按照笔迹来运作的，这个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今天我在看的时候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感觉，这样一个办法，二十几个人的过程我们都无法去了解，但我们看到许多莫明的踪迹在这里不断呈现，游走的踪迹，这些踪迹漫无边际的，想到了很多这些人的命运确是无法预测的，大家都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非常飘流的世界上寻找自己稳定的身份，从全世界看来跨国的移民也是巨大的，你在很多城市里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移民。所以有一个笑话，在洛杉矶的唐人街他们请人吃饭，突然一个美国人进来，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进来了一个老外，实际上他们自己在美国是老外。这样一个个人与他者，他者和自我之间微妙的关系非常微妙的，也就是现在美国洛杉矶中餐馆里几乎全是中国人了。真正的主人反倒成了老外。这种巨大的变化在“后冷战”时期变的非常复杂。

　　张强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这样一种人的身份的无法把握，通过这样一些踪迹来加以非常有力的表述，这种表述中你可以看出生命本身的过程是不可控的，在“后冷战”时期，社会民族铁定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了，剩下的就是一种非常杂乱的非常微妙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很难用一种明确的方式来表达。在这种非常焦虑和困惑的情境之中，怎样去表述后冷战时期跨国界，跨性别的——性别也有了很多改变。生物技术就可以把性别可控制的，基因可以改变性别的方法可以出现了，性别本身这种改变——中国也有很多经典的例子“变性人”，两性之间穿越各种边界，它的穿越使得性别之间变的非常暖昧，种族之间的间跨也缩小了。到处都是混血，你很难去掌握它，这种急剧复杂的变化的时代，主体与他者怎样去确定、怎样去寻找一个明确的身份，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张强找到一个不仅仅是处理性别问题和身份的问题方式，就是如何去理解一个艺术家这种男女两性的关系，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界限。所以什么是艺术家，这里有了一个根本性的革命。艺术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在瞬间片断的过程中大家相互有了改变，那么这个A与B都成了艺术家，实际上这个A也在演绎着A1、A2、A3……刚才钱志坚先生那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他说你看到俄国人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俄文，这个说法就很妙，你不一定非得想到俄语，你的汉语也俄语化了。与俄国人的这种互动中也相互改变了，想到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想到原始的火箭炮……

　　我想到身边一件事，我们的一些建筑师在俄罗斯的餐馆里吃饭，这些五十年代留学前苏联的人碰到了前苏联的厨娘和眼务员，这些大师们个个非常激动，拉着她们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到了时间老板赶都赶不走。他们为什么非要唱呢，我觉得这就是身份的焦虑，这种时候你如何用怀旧去寻找过去的很多踪迹，跟张强的这个东西有关在哪儿呢?他也是在用互动的过程中间寻找到了一种办法，这也是在“后冷战”时期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他同时是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国文化形式——书法，是经过非常长的训练，杨绛女士说过字是中国人的“出面宝”，在《洗澡》里说过，也就是入的脸面吗?现在张强把这个中国人的文化脸面——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场革命，我觉得是很好的尝试，我觉得将来会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我想从这个东西可以看出，它预示着将来的实验，肯定会有一个十分开放的可能性出现的。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今日先锋》编委）
　　踪迹学的提出，一方面是很新鲜，另一方面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进了这个大厅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好象是水墨画，而且它里面的笔墨有点象竹叶子。那么多的笔墨踪迹挂在一起，感到的是气魄宏大的山水画。我就想，踪迹这两个字我的第一个体会是西方德里达的TRERE联系在一起，但作品本身我却想起水墨画和竹叶子。我觉的一个现代的创意，经常被外面进来的一个人把许多文化的底蕴联系起来，这个创意是艺术家个人的，是独特的，在某种场合下是某种心灵的表达，但是，作为一个观众出现在这里，可能要调动自己的、所有有关文化上的体验来认识它、破译它。

　　现在踪迹学的提出，它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即学科的可能性，用张强自己的话来说是企图，我觉得不光取决于他本人的努力，还取决于当他提出踪迹学的时候，他跟相关的某些学科——跟岛子所说的现象学也好，存在主义也好，或者说德里达的解构也好，跟中国的书法，跟最近的女权主义思潮等等学科有多少关联性，还有学科各种内部的内涵与逻辑性。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艺术理论家）
　　对于张强先生的《踪迹学报告》主要是一个感悟与理解的问题，这个展览不一定从某一个女权主义，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感悟，慢慢地观察和理解。

　　譬如说刚才原伦进人大厅以为是一个水墨画的展览，我也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书法与绘画的界限，我觉的既是界限又是非界限，这就是角度问题，它不是一幅画，但又可以从画的角度去理解，这就是画与非画的问题，书法与绘画，画与非画。你说它是书法好象也有道理，是由纸墨，张强的书写，书写的又是文字，譬如说他刚才说书写的是“今天天气很好。，那么他就书写这一句子，但它又不是书法，书法与非书法在此既有界限又没界限，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可以有很多。

　　譬如纸和笔，它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有的可以理解为阴性、阳性、男性、女性，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那么，传统与非传统，因为笔与纸和墨都是传统的东西，但是它又变成一种非传统的，这又是一种变化与非变化、东方和西方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可以是对立的，也可以是沟通的。象里面B9是中国人，也可以是俄罗斯人，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方问题。这就是东方的纸墨和书法在西方的理念下进行的移动和操作。

　　还有艺术创作的随意性与非随意性，我觉的也是一个问题；还有自我设计与他者设计，主体与客体，这也是一种，张强写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在那里移动，构成了一个象张强说的地震，女性对男性的颠覆。但他们双方又是合作中共同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对抗与合作的问题，在这里也得到了一致，象这样一种方案——经意与不经意，艺术可以是经意的，也可以是不经意的。艺术可以在不经意中成为艺术，在无意识中成为艺术。

　　张强有一个挖掘无意识方式——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因素和基因，这一点他看的是比较准的，他可以用这样一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来体现受过教育的经历，这种经意与不经意不象其它艺术——各种艺术都是需要经过探索，需经过构思，是很精心的。但张强方式就排斥那种精心的构思要求，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另外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这样一些关系在此也都得到了提示。特别是个人与大众——张强是一个艺术家，但他可以使任何一个行业的普通大众成为艺术家。在个人与大众，艺术家与非艺术家在这里又有了一种关系，在这层意义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中心与非中心问题，从A的角度看A是中心，从B的角度看B又是中心，因为她不断地颠覆A，所以这也是中心与非中心的问题。

　　再譬如书法与行为艺术的问题，在此又达成了一致，这个行为是在解构书法，但它又是有结果的，因此它又不是完全的行为艺术。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张强的艺术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和维度去加以理解。

　　申伟光（艺术家）
　　张强的这个东西，两个人合作本身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它是对过去的颠覆。这种颠覆还是很有文化意义的，传统的东西是靠个人完成的。譬如说在书写中把个人心灵上的各种感受由两个人做，这样等于互相试错，它的感觉相互都不一样，很多学者批评家写了文章，阐述他的文化意义，我还是比较赞同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这种合作下来以后，不看这个过程，背景，视觉符号本身的差异性是否让观众感到那么强烈。这就是差异性的视觉积累，张强不是有个设想吗?从1—100从视觉经验的积累逐渐强化和心灵上的相互试错的感觉，因此视觉的积累很重要。就这种视觉经验最后积累，作为张强个人研究这个问题——你本人是参与者，来研究这个问题最为合适，视觉的最后积累是不是也有一种颠覆性，到了最后一看这个痕迹非常强烈，是否还是有一种扩大性，在视觉材料等其它方面，承载过去传统的书法工具是否很重要，另外工具观念的突破应当考虑。在文化意义上很够了，也很赞同，就是视觉本身——这当然不是回到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这种经验，传达和沟通——另一种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钱志坚（《美术》杂志社编辑、批评家）
　　这个题目，张强踪迹学报告，刚才他强调的是以女性为实验对象，我觉得你是否叫张强女性踪迹学研究报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叫踪迹学，作为一个学科，以这种实验形式作为一个学科是否成立，我是有疑问。刚才大家谈到文化意义，岛子说女权主义分三个阶段，到了张强这儿体现了第三个阶段男女两性互动，互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阶段。在我看来，这些女性都是张强选择而来。这个女性的踪迹是张强研究的材料，我觉得有一种被迫性，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互动的呢，是互相平等的呢，我是表示怀疑，我认为她们是被迫的。最后大家承认是你，张强是艺术家，不可能把这些女性……除了阮海鹰有艺术家的身份，只会承认你张强是艺术家，这些女性是什么呢?她们就是你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我没发现平等，也没发现互动而是一种被迫。

　　冯博一（《美术家通讯》编辑、批评家）
　　我总觉得张强的作品总有一种暖昧的感觉，这种暖昧也没有贬义，我理解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如果以材料本身来说，他运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材料笔墨，但他书写的姿势又是侧式的，不是完全对着纸面来进行的，留下痕迹的本身还是笔墨的痕迹，不是具象的，这种从具象中抽象出来的因素我觉得还是非甲非乙的中间状态，当然这种中间状态也可能从某个角度理解是张强本身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临界的一种东西，但是从某种意义讲它又是不彻底的，譬如说，我作这种假设可能并没有什么道理，蒙起眼睛来书写，也有一个它者，也有一个女性来作助手，那么这种出来的东西是否更理性一点，因为它没有感性的女性的形象，具体的行为方式来左右你的情感，那么这种可能相对做起来能更彻底，因为这样以来，总的行为也好，这种书写的方式也好，也还是对传统的批判和试图转换，那么这种转换我觉得从总的来说它的可读性、解读的空间的确很大，刚才有人说你可以从各种角度理解，但从各种角度理解，也相对带有一个问题，作品本身的纯粹性，就要相对地受到削弱，这样，作为一种实验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东西，直接性也好，明确性也好，在具体的作品创作过程中可能要受到干扰吧，互动也好，踪迹也好，这种东西可能还是在张强以后探索中所要研究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大概的感觉。

　　张晓军（批评家）
　　关于踪迹学报告的切人点，我认为相当不错，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踪迹学考虑的话，可能给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一个书法展览，或者是一个书法家的想法，如果要按照书法的思路来考虑这个展览的作品，那么它的实际意义就不是很大，因为书法有很多艺术之外的东西。现在岛子做了一个导读性的论述，有了一个对张强整个艺术方式和切人点的阐释，实际上他是通过哲学、美学和社会学的三个方面来论述张强艺术存在的意义，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现在整个来看，一进入展场，有所不足的是，张强踪迹学报告整体的感觉还不够，它的踪迹还是以书法的整个结局来呈现的，我认为这不应当成为这个展览与方式或张强整个作品的结局，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艺术切人点和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可能性，张强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挖掘和进一步的侧重。说有不同女性参与。她不仅仅是抖动，用纸张、用什么材料和墨色的浓淡，我觉得应倾注于更多的东西，她的人文背景，她对艺术的感受和她对行为方式的感受，应当形成一种文字加以或者给艺术家以提示，这样产生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大一样。

　　第二点呢，是张强在整个创作的整个过程也不应该仅仅限于他的毛笔在动中，我觉得这个动作是比较单一的，他应当采取各种可以有效的能动的方式，来作一些在图象工具材料方面的变化。可能与现在的东西又不一样了，然后呢，所有的过程，图像和对象的感受与自己的感受最后形成一种文本，包括图像文本、文字的文本呈现出来，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踪迹学报告，而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展场的形式。

　　第三点，他先以一个女权主义的方式切人到女权意义上的艺术，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阐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浅显。还是不够的。切人点还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但不仅仅是男性与女性、男权与女权思想方面的活动，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如果仅仅局限于女性方式，女性主义的方式，我觉得比较狭隘，所以这三点，是张强作为《踪迹学报告》可以考虑的问题，

　　刘　峰（艺术家）
　　张强的踪迹学报告我看了，刚才大家从书法的角度来谈他的东西，对他提出异议。从哲学、或者从别的角度来谈，我觉得都是远远不够的，包括还有人从女权主义，包括有人来说仅仅从谈女权来谈都是狭隘，但我觉的那仅是一个角度，可以谈，这里没什么对错可言。最重要的是，希望张强先生在他以后再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应当更科学，更严谨。除了考虑展示效果之外，还有考虑更多的因素，包括踪迹学提出的要求，作为创作伙伴的女性主要是B，将来是不是有男性，有变性，包括男性装扮女性的这样一些人，我不太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和他合作的人，通过踪迹学来发展的话，我希望做得更严谨些。譬如这次展览总体效果更具绘画性，缺少学科性和研究性，一件作品下来这是谁的名字，她的简单的一些身份，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家庭状况等等写下来，不仅与绘画，包括各个方面，还是踪迹学哪方面来得更严谨更有意义，来观看得更有耐心，更有可读性和趣味性。

　　宋　冬（艺术家）
　　张强的这个展览很东方化，我也很喜欢，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譬如选择书法或者选择写字这种质料、纸张，这些东西是张强自己的意思，还是跟对方商量得来的一个意思?这是我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个“她性”的概念，如果对方不选择纸张，选择她穿的东西让你写，你写不写?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二十多个女性，自身有很大的差异，从狭义讲，每个人在上面表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从广义讲，从绘画上来说，又象是同一风格的作品，那么她们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也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给你一个锅，让你在上面写，你写不写，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张　强
　　既然大家有兴趣知道我的想法，我就简单地说两句，为什么我要在平面的宣纸上做下去呢?要坚持完成这100个呢?就象刚才申伟光先生谈到的视觉经验的积累，我想首先了解水墨、毛笔在平面的宣纸上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作为这么一种两维的方式，它本身的差异按说是非常之小的，但我们目前已经看到了它的诸多可能了，走出平面的实验我其实已经在着手动作。

　　高　岭（批评家）
　　刚才大家问了不少问题，在这里面我的直觉和刚才看到的东西，有一些可以商量的地方，这些作品是张强作为书法家自己的作为手工性和观念意识的传达，其实，我倒不太赞同他与女性之间的意图以及反映在张强作品中的女性关系。这里有一个概念问题，因为一谈论女性对男性的作品的反馈和参与的话，那么张强必须请一些男性参与进来，男性艺术家也可以拿着纸转，来用你的意志参与进去，譬如说，“今天天气很好”，但写出来的却是面目全非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谈论女性的痕迹对男性“他者”的影响，因为你的这些东西不请男性做的话，来谈什么反馈有些牵强的，我倒更愿意说踪迹学这个概念是非常好的，但说到女性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我倒愿意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要得到证实并发扬光大。必须有男性艺术家参与其中，因为踪迹学作为一种痕迹，有一种黑色的符号，既使换成锅也好，换成衣服也好，好象都要通过男艺术家来做实验之后，再甄别出女性是什么样的，

　　看了这个作品之后，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书法家和画家在今天写字画画表达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对你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恐怕早巳被入篡改的面目全非了，你在“今天的天气很好”可出来的东西巳面目全非了，别人参与在里头了，当然这种参与也是你调动，你安排了一个程序在里头，是你设计了整个程序和规划，是你挑选什么人来参与，什么人不参与，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程序在里头，游戏的规划是你制定的。那么对方“她者”是在你的游戏规划范围之内，有一种个人的发挥，在这个里头有一个更有意思是，一方面在今天的社会你设计了一个程序。虽然说只能在你的范围之内才能生效，但是毕竟是设置了一个程序，调动了部分女性参与到里头。这是很可喜的，因为你意识到作为实验艺术应当设置一个程序在里头，

　　另一点，从创作本身的动机和结果来说，他是消解了动机与结果之间简单的线性对应，我要表达什么东西，就象一面镜子式的要折射出来，但事实上我在表达的同时已经被人篡改了，被别人书写了，被别人错位了。所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讲，从整个社会心态来讲，他的作品的意义在这个方面，是所问非所答的，所思非所言，你的原创性来自你本人的东西，往往被来自于外界的各种东西——当然你这里主要是女性篡改了。所以说可以扩大起来推而广之，整个社会文化也是如此，经常我们表达、言说，我们的绘画笔触和线条、构图，可能经常被一些偶发的东西所篡改和重新地升华为另一个意义。

　　还有一点在这里头，加入了一个有趣的关系。对于现代书法而言，他是有意识地写作，对方也是有意识的挪动，这种双方的有意识的表达，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表达，在特意的阶段这是一个实验性的艺术，是很好的开端——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它还没有固定下来，就象一叶浮萍式的。这个浮萍很重要，因为它已经浮到水面上来了——或者说是生成了一个东西，它究竟生成了以后，归向何处还不知道，但至少一点感觉是所言非所答，它极符合当下九十年代的心态吧!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对书法来讲，现在包括国画，包括水墨画，我看他是有意识地通过女性艺术家的参予什么，或者通过什么中性或男性，甚至是动物的参予，可以通过这种实验和偶发性的东西，从视觉角度可以给现代书法提供参考，书法是不是仅仅是方块字里面的间架结构，笔墨在一张宣纸上的传达你的艺术家情感是不是一定是象形的文字，笔墨本身是否有一种自身的独特的价值和韵味，一种视觉语言的独立性。在这一点上张强踪迹学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

　　尹秀珍（女艺术家）
　　我没有什么理论上的东西，但我刚才进入展厅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是书法，或国画。但我觉得那是一种心迹，或者说是踪迹学吧。是两个人的，是张强和不同女人的互动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我觉得如果反过来，让女性书写，让他抖动这个纸会出现什么效果，或是什么感觉。

　　阮海鹰（女艺术家）
　　我觉得有一点挺有意思，这件作品完成以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一个被合作的伙伴，那时候我是完全暴露无遗的，这种感觉实际上不是很舒服，这是一点。再有一点，我也有一种感觉，它是一种游戏，可能是男女间的一种游戏，但这种游戏是躲躲藏藏的一种，还是两个人真的互相合作，因为他背对着我，那样书写的感觉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感觉，我移动纸张的时候，感觉这种痕迹完全是我的痕迹，没有对方一点痕迹，他不用负责任，这个责任完全是由我来负，就是这样。

　　徐恩存（《美术观察》栏目主持，批评家）
　　张强我比较熟悉，他是由传统书法到现代书法——继而到达这种踪迹，进入踪迹学状态，他的这种书写方式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很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从录像和展出的作品来看，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他的材质包括他的毛笔，宣纸却是相当传统的，包括张强在书法的方式也很传统，只不过是女性的介入另一位参予者的介入，使这种方式有所改变，那么这种改变之后，究竟是现代还是依然是传统我依然在怀疑，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游戏的方式来作这样一个东西，基本上包括他的书写，包括材质，依然相当传统，用现代形态来界定，它是一种瓦解状态。它使那种严肃的书法活动变了性了，两个人来共同做这件事，或者更多的女性来进行参予，使这种行为本身越过了艺术的边界。就呈现了张晓军所说的，必须用社会学或者是文化学来看他，才能够洞悉其中的奥秘。我比较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好多东西是说不清，你无法去阐释它，因为张强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他的方式，因为所谓的踪迹学这倒给我提供了思索的余地，踪迹就是踪迹，我无法明白踪迹的指向及背景，但是我感到从踪迹来看，它只是心理学和当下状态的一种反映。是张强个人体验状态之下做出这种书写方式的选择。

　　刘树勇（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讲师、摄影家）
　　我的想法可能与大家稍有不同，大家关心的可能是女权主义什么文化的背景谈的比较多，我是从书法上把握比较好些，张强的这些东西在美术界，在北京的差异就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书法界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书法界我看基本上是老古董，他的这个东西本身从语言上是一个大的转换，书法界滞后很多年，无论从观念语言还是形式就是很陈旧的，我觉得张强的这个东西是举动比较大，原来他们还联合江浙一帮人搞了一系列的活动。我准备编一个集子，张强曾经给我提供过一份文案，我的意图是从那种书面的书写本身的规范中脱离出来，只是阐释一种观念或是一种想法，我想进入这种状态，这种操作本身也是想搞的靠前一些吧。主要意义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好些。这就是对书法规划的颠覆，是游戏也好，玩闹也好，意义就在于颠覆本身。

　　　　　　　　　　　　　　　　　　（小巢据录音整理1996.11.2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