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化自我对象征的自我的颠覆
The displacement from the tool-like ego to the symbolic ego

孔维强

　　近来从媒体上不断看到有关各种前卫艺术的报道和评论，四川美院教授张强先生的人体书写，多有论者谈及。其中有论者绕开大量的既存事实，专以去年张教授丽江之行的诸多遭遇为立论支点，结合2002年A/C模型的香港艺术公社形态的某些部分，仅从这两个孤证中的片断作简单的逻辑平推，过程简率，结论牵强，成见充斥其间，缺乏材料的系统收集和缜密的学理分析。

　　由陈令山先生撰写,在《读书》2004年第2期“长短书”专栏刊登的“关于身体书写的一则思考”一文，根据《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文化专栏刊载的一则关于丽江国际艺术工作展示节的报道，有选择地取舍剪裁，称张强“约请一个来自英国的黑人女性艺术家，就一个有关身体书写和文化交流的创意进行合作，但是因为某种未被指明的原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看法而最终没有实现这个创意”。之后，该文转而又极其肯定地将原先所谓的“某种未被指明的原因” 明确给出，大谈“有关身体书写行为艺术故事的主体”。断定“这个主体在身体、语言以及意识三个层次上均有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的不同表现”。这的确是一种吊足读者胃口的好手段，欲扬先抑，示以审慎公允于其先。加诸一己之测于其后。行文婉转之余、暗藏杀机，用逗引阅读快感的肉身题材化生出性别权力和躯体政治学命题，“菲勒斯中心主义”之论，不亦妙乎。在就合作女性身体有无着装问题予以特别说明之时，还称“此前，张强已经和一百多位女性合作过”。这似乎有诱导想象性阅读之嫌，读者由此便可误以为这曾经一百多次的合作方式，皆如此这般“醒目”之肉身形态，从而强化读者对文章的阅读期待和与文章作者的价值认同。作者文笔腾挪如是，足以昭显话语权力与文本政治学之奇用也。

　　与上文关于张强持有所谓“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说法相近的，还有互联网上《厦门晚报》之《晚报女性周刊》之“晚报女性”专栏刊登的，由丹娅撰写的“张强的裸写”一文。文章首先约略介绍张强曾在香港艺术公社有书写人体之经验，然后再提及他在丽江与索尼亚谈判之未果，之后宣称“张强却说：我都做了十几年了”。从中，作者直接透析出了 “这句话后面的男权背景”。果然有灵性如此，则其领悟之倏忽，结论之宏肆，逻辑之专独，较陈先生累于“妥贴”“稳健”之冗，岂非痛也快哉。

　　为使“身体书写”这一敏感问题得到某些基本的澄清，本人且在此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资料，然后，冒昧谈几点个人的意见，以一见之愚，请教上下方家。

　　实际上，张强先生与一百位不同女性合作的踪迹形态，大家可以在《张强踪迹学报告A/B模型：B1—B100》一书中看到。然彼时，A/B模型虽峥嵘初见，惜并未匆匆使出A/C模型所具有的视觉击打力量,难令诸看官瞠目,岂不可惜。

　　所谓“身体书写”， 乃张强先生所谓 “踪迹学”之工作项目的一部分，十几年前他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在第一时段，踪迹学形态称为A/B模型,内容包括与女性合作者的洽谈协商，艺术行为的具体准备与实施环节，踪迹作品的后期整理，理论的诠解研发和成果的介绍推广部分等等。

　　每次项目开始之初，张强作为要素A者首先要与作为要素B者的不同的单个女性就模型实施的可能性、所需各种条件、不同环节的衔接方式等等进行广泛的探讨、协商。意向如果达成，双方才着手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在A/B模型实施中，合作者具体的分工与合作。规则规定，在持续书写的过程中，男性合作者A负责按纯粹传统的方式操作毛笔，女性合作者B手执宣纸，决定纸张移动的种种策略，宣纸在她的操纵之下做各种平动。此外，B者随时向A者发出不同的指令，以改变男性合作者A的书写方式甚至终止整个过程，譬如要求他使用某种型号的毛笔、不同浓淡的墨，控制书写的时间、书体的选择和书写的内容等等。指令本身可以随机发布，也可以事先制订。

　　在A/C模型的实施中，合作者具体的分工与合作，A者负责操作毛笔，B者负责移动、转动石膏几何体或自己的身体，并向A者发布指令，诸如决定毛笔的型号、墨的浓淡、书体的选择、书写的内容、执笔的垂直高度、书写的速度，起止和暂停时间等等。

　　在作品的后期整理阶段，A者将过程的影像资料，踪迹作品的纸上或绢上的固化形态，当事双方的交流材料, 合作者的个人资料，时空和环境信息等记录在案，形成多层面的项目信息系统。

　　在理论的诠解研发阶段,各媒体间或有评论性的文章出现。作为核心理论的阐发，张强本人著有《游戏中破碎的方块——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书法》，并将有《踪迹学》一书出版。

　　关于成果的介绍推广，各媒体、展场有不同的介绍。另外，这个项目最初时段的A/B模型形态在持续十年之后，其间的固化作品形态在2003年3月集成《张强踪迹学报告A/B模型：B1—B100》一书。其中多数为B者手执宣纸平面平动的方式。在A/B30之后有合作交流记录。此外，其它方式有如，A/B50、A/B100两例，是在B者手执石膏体上的书写，A/B55为一例在着泳装B者人体上的书写，A/B94为一例在着绢装B者人体上的书写，A/B41为一例无书写过程的对话案例，这与丽江之行与索尼亚的未完成的案例样式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另外有几例为“拒绝设立”案例。

　　进入二千年之后，踪迹学项目进入第二时段的A/C模型形态，截至2002年10月，包括有大量在C者手执石膏几何体上的书写、C者着装人体上的书写、和一例C者裸体上的书写。在整个合作的过程中，与A/B模型相比，A/C模型的规则系统基本没有改变，尤其在最为关键之处，女性合作者C依然拥有向男性合作者A发布指令的绝对权力。

　　踪迹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与艺术观念的综合体系，包含着一系列相关的环节。首先，A者向B者发出邀请，但双方在接下来的协商谈判，并不意味着合作契约的达成，譬如丽江之行，张强与索尼亚就合作所进行的谈判就是A/C模型的一种未完成形态。虽然,它未进入实体操作的情形，但实际上已经成为踪迹学报告A/C模型的一种更具开放的形态。谈到丽江经验，张强曾有表示，他会将这次与受邀请者之间的商讨过程作为一个重要的开放类型收入到他的作品中。

　　从踪迹学的A/B模型和A/C模型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强作为最初邀请者，的确已经造成一种他在项目中的A者先在性，但这种A者的事务先在，并不能作为一种口实，成为被某些评论者未加甄别而错误地等同于他逻辑先在，并强行推出A者对于B者或C者权力优先结论的借口。这种误解或歧解基于论者用过程中的事务环节的时间序列来遮蔽项目内部规则序列的手段，并将这种将事务性问题与逻辑问题的机智的混淆，进一步转换为当事双方的权力关系不平衡的结论。实际上，这是对于权力的逻辑基础及其规则约束的故意回避和玩弄。

　　我们应该承认，事务先在与逻辑先在的重要区别，正在于模型的事实过程展开之前，事务内在环节的规则系统已经深入人格社会学和政治学之下，预设了A者与B者或A者与C者之间在逻辑上的互弈关系，就是说，事务过程在逻辑上乃是规则序列的后件，而绝不是相反。从过程之中的细节和种种的背景资料中，大家也可以看出，项目本身的运作功能，使得模型已经将A者B者（或C者）内在地确定为博弈关系。就B者（或C者）能动而自由地选择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而言，她决定了项目初始的多态。她能够对模式原初规则条款进行动态补充和修正，继而影响模型的生成路径、生成方式和对弈格局。相对于A者而言，她独立的主体性权力导致模型在开端、中间环节、结尾等各环节的开放性、运动性和动力性，也导致逻辑上与A者的交织关系，从而形成复调进行式，就是说，B者（或C者）是踪迹学模型得以生成展开的重要逻辑线索和策动力量。

　　踪迹学的文本构成也能明显地表达出模型的博弈特点。A/B模型包括A者B者两个相干项，当事者以彼此之间的互动造成不稳定的书写机会，使得原来固有的汉字结构，被支离拆解为零散委落的笔墨踪迹，这种从汉字单元构件转换而来的踪迹学图式，既是生成性的,又是指示性的，也是标记性的。

　　首先，关于生成性。踪迹学图式是从机动的书写过程中产生的，A者的书写动作严格遵循传统的运笔方式，纸张纳笔的种种可能性由B者控纸策略变化而来，文字的形态的存变，实际上完全由控纸者决定。如果绕开书写中的人格象征而取逻辑分析的视点，因为运笔方式有种种严格的约束条件，图式的生成在协同书写中是否葆有文字的原有形态，甚至在文字被解构之后，能够得到怎样的踪迹生成样式，更多是由运纸方式所决定的。

　　其次，关于指示性。踪迹学图式的现象学呈现，在两个方向上分别指示笔墨轨迹离散置陈及其历时的发生格局。图式的诸要素，一方面指向作为文字的构件被互弈的双方拆解为笔墨的迹象。另一方面指向双方当事者持续的合作事件和人格动力关系。

　　再次，关于标记性。图式作为项目事务本身、规则系统、当事者双方主体间性、书法原相等等先在条件的博弈性展开形态，其原初系统组织构成的齐一性已经不可逆解，历时的发生呈现为数据标记的现场多维记录和报告，而决非任何条理的线性转换，这一切注定切断了任何向经典书法图式直接还原之路。规则设定中，二元主体各异意志的参与，实施过程中，随机互动的书写，同时将基于对经典书写形态象征性阐释之上的隐喻文本予以颠覆，生成和转换为工具理性在更为基本层面上的离散样式。

　　进一步考察，A/C模型所给出的结构将原有A/B模型的逻辑关系更为明晰地表达出来。A/B模型摆脱了既有书法方式乃至一般文本体系所默守的单一主体模式，A/C模型则将原来在B者主体性中残存的控制要素与受制要素的分离串性关系转换为C者更为紧密的统一机动体。统一C者因此具有更为积极的逻辑意义和机动功能，她可以更为直接地实现主体的能动控制，更有效地在A者的人格与工具之间做出逻辑细分和语义消解，以自己的逻辑法则与A者的工具逻辑相周旋，进而在多点方位与对方展开博弈游戏，化解对方主体的人格象征，由此解构彼此的身体政治的强迫性隐喻，使工具化主体得以建立。或者说，双重主体设定作为一个基本的逻辑要件，在两种踪迹学模式的转换中继续得到有效地保留，但宣纸作为与B者串行的要素在新的模型中蜕化消失，使得B者转换成为更具能动力量的C者。A者与C者之间新的更直接的链接，规则设定的关于后者对于前者指令关系的有效性，在两者彼此之间，包括判断与决策的独立性、合作方式的可妥协性、相互权力/义务约束的间性书写及其踪迹学的动力发生和工具理性等各方面，都成为从传统人格文本蜕化而凸显博弈结构的转换机枢。

　　博奕关系作为A/B模型以及A/C模型所共同具有的逻辑框架，它规定了踪迹学本身持续稳定的自洽品格和主体间的工具理性关系。模型中，涉及谈判、协商、分工、协作等方面的规则，我称之为元规则系统。至于两主体之间实施合作之际，B者向A者发布的指令系统，我称之为实质规则系统。元规则系统已经包含有积极的开放性：如谈判结果的不确定性，一切条款不得违反当事双方的互动博弈关系、主体互决等等。实质规则系统则更进一步将开放的踪迹学系统发展为具有动力性而不是简单运动性的发生学体系。一方面，它将新的工具约束施加于当事者之间，也加诸A者的不同功能节点之上，使双方主体在书写契约之下被工具化，主体动机还原为工具策略，相互的踪迹成为工具经验的标记之痕。另方面，它从书写内部的逻辑基层裂解书法的人格宿命。尽管如此，实质层规则系统却不能直接上溯作用于整体逻辑框架，就是说，男性或女性的情境优先暂态不会改变框架本身的两元并行结构，从而预警男性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单边倾向的极端化。从这种更为广泛的意义来看，种种以性别单边主义为借口，对踪迹学过程及其制成品所做的含混的理解和笼统的责难，其实是对于踪迹学始终努力将权力问题置于博弈框架之下这个逻辑关键的漠视，也是对实质规则层面生成机制的视而不见，抑或是一种机警狡狯的规避，由此便于将踪迹学模型置于繁琐、与其本身逻辑纲领更为疏远的主体人格象征定义中，以利于从背后进行戏剧性的影射、附会和讪笑。

　　踪迹学主体的工具化使它最初承诺的踪迹学的“报告”，具备了科学化的性质。报告本身作为工具化共轭自我的中性记录，以逻辑理性为根据，关注踪迹事件的数据指标和本然信息，给予当下情境以原生态呈现，而不期望有任何特定的结果，避免进入宏大虚构的圈套，这是报告本身所特有的品质。与此相反，种种象征性自我的主体泛道德化，种种意识形态伪善性因工具化自我而得到避免，自我在事件之中不再会游离于本身的真正含义，主体间以更本然的方式相互激发，毋需共谋或挚肘。踪迹学报告如化学试纸一般，以可量化的理性指标体现博弈主体间真实的关系，解构身体政治学的强迫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