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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拍锤落定”，但《出师颂》依然“风头”不减，嘉德与《财富时报》的官司也悬而未决。借着这场热热闹闹的名誉风波，我们是否可以在嘈杂之余，暂且抛开金钱因素，更冷静地思考一下，依靠目前的鉴定水平，专家们究竟通过哪些指标来衡量一件古代书画作品？如何鉴别它的真伪？如何判定它的价值？
新闻背景
2003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亮相了一幅被誉为西晋索靖唯一真迹的《出师颂》手卷。一时间引得一片哗然，一些媒体纷纷以“中国现存最早书法”，“晋代真迹”等词来形容这现身的国宝。但不久，随着张继刚（业余的书画爱好者，某投资公司业务主管）致北京市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化部一封署名公开信的发出，对《出师颂》的质疑声也接踵而来。争论尚未得出结果，惊人消息再次传来，预展刚结束，北京故宫便动用优先购买权，花费2200万元人民币专款将此件作品收入帐单，于是《出师颂》究竟值不值这个价钱再一次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故宫在巨大的压力下固然也没有好日子过，但舆论界最锋利的矛头还是指向了嘉德。尤其是《财富时报》继今年4月刊出针对《写生珍禽图》的《拍卖“庄家”自曝黑幕》一文后，又针对《出师颂》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秘密调查。为此，嘉德公司与舆论媒体各执一词，最终嘉德将《财富时报》告上法庭，为名誉索赔100万。目前，本案正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热点聚焦
回头看来，整个《出师颂》事件真可谓一波三折。但每一次，关于《出师颂》本身的问题都成了舆论各方关注的焦点。理由很简单，只有作品的年代、作者、品质、流传、版本等等这些基本事实才是当事各方建立、维护自己观点的最终依据。要想取证诸如此类的事实，当然必须经过专业人员的科学鉴定。但问题又出来了，偏偏书画鉴定本身又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绝不是非真即假这么简单。而且，历来关于书画鉴定的结果都存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哪怕同为一流的国家级鉴定师，对于同一件作品的意见往往也大相径庭。因此，在书画鉴定行业，要想得到一个精确的公认答案实在不是件易事，鉴定过程本身就为悬念留下了伏笔。那么，专业人员一般都是根据哪些因素来推断鉴定结果呢？
如何鉴定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书画有着独特的制作和装裱形式，因此也就给鉴定带来了一些特殊的困难。比如，造伪者可以把原本不相干的书画进行剪裁，然后重新装裱，组装成一件新作品以提升价格。拿《出师颂》来说，它是一幅手卷，分为引首、隔水、本幅、后跋、拖尾等部分，从颜色就可以看出每一部分所使用的纸张都是不同的，而且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接封痕迹。这说明了什么呢？即各部分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证明与被证明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卷首宋高宗的题字是假，并不能证明本幅的《出师颂》也假，如果后跋米友仁的题跋为真，同样也不能证明本幅的字也真，这是中国古字画相当特殊的情况。
好了，现在让我们把对《出师颂》的看法简单归纳为两类：一类肯定它的重要价值，或如嘉德断定其为晋代索靖的传世作品，或如故宫虽否认了其为原作的可能，时间上限也推到了隋代，但仍然相当肯定这件作品在章草演变史上的文物意义；另一类，或认为《出师颂》的真伪存在严重问题，或认为它只是唐或者更晚时期的普通手笔，因此其价格和价值也应该大打折扣。
这其中，嘉德的说法的确是最站不住脚的。他们确定《出师颂》为晋代索靖作品的理由之一是卷首宋高宗的题字“晋墨”，然后又根据《宣和书谱》和明清收藏家的著录题跋将作者锁定到索靖身上，并通过由唐至清流传有序的收藏（唐归太平公主，宋朝绍兴年间入内府收藏，明代归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清初归安仪周，后又入清宫乾隆石渠宝笈收藏。1922年，逊位清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该卷携出宫外，1945年后失散民间。）保证了作品的信度和质量。但是，在得出这个结论前，他们并没有对这卷《出师颂》的版本进行充分的考订和鉴别。因为《宣和书谱》虽然记载《出师颂》为西晋大司马索靖所做，但它指的并不是这个版本，而是宋徽宗收藏的“宣和本”，上面有宋徽宗的泥金题鉴。嘉德拍卖的这一本史称“绍兴本”，指其经过南宋绍兴内府收藏，不过始终没有人提到它同样也是索靖所写。而且，虽然“绍兴本”上有唐朝太平公主的胡文收藏印，也有南宋高宗的亲笔题字和收藏印，还有著名书画家米友仁的鉴定题跋，但是关于这个本子的文献记载却要晚至明朝，并且当时的过眼之人都没有提到“晋墨”，只是到了在清初安仪周的《墨缘汇观》才出现了“晋墨”的记载。因此，这个本子肯定无法排除后世曾被伪造过的可能。
很快，嘉德的鉴定遭来了鉴定专家的质疑。宋高宗与米友仁同为一朝君臣，皇上说是晋人写的，臣子偏说是隋人写的，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而且也太不符合常理。最终还是高宗题字部分的纸张漏出了马脚，因为宋纸的纹样只有三爪龙、四爪龙，而象这样的五爪龙要到明代以后才开始使用，宋朝人在明朝的纸上写字是不可能的，因此高宗的题字是假。另外，陈佩秋、钟银兰两位先生还专门根据大量收藏，核对了绍兴府的收藏印鉴，也都对不上。此外，还有专家指出太平公主的收藏印也有问题，其上所刻并非胡文。至此，至少“宋高宗”的意见被排除了，“绍兴本”与索靖的直接关系也被排除了，整个作品的流传序列也丢掉了重要的前两环，不过，仅根据这些仍然无法准确判定本幅墨迹的真正价值。
有些人士针对墨迹本身指出它不应是晋代而是隋以后的作品，但所用评语实在使人不太容易把握和理解。比如说其笔力单薄，没有魏晋书法的浑厚和风度，那么真正的魏晋章草、隋唐章草又是什么样呢？相比之下，倒是92岁高龄的翁闿运老先生的分析更加让人有迹可寻。他从书法演变史的角度指出，最初的章草是将隶书快写的结果，在两汉魏晋时通行，主要用来记录文字或打草稿。隋唐之际，早期章草的写法和真迹都已很少流传，当时的人就把成熟的今草加上隶书的捺笔来书写章草，其实是一种假章草。这本《出师颂》就是后人用假章草写的。而真正的早期章草笔意，只有近代通过敦煌出土的写经与各地发掘的汉简世人才得见到。
通过书法风格判断，这幅墨迹至少是隋以后的作品，因为在出土的敦煌隋代写经卷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字体。不过，仍然很难说清与索靖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是索靖原迹的摹本、临本或
抄本，也可能是原迹抄本的抄本（以此类推，情况复杂），还可能根本就是与索靖毫无关系的独立版本，因为没有落款和署名，所以很难确定作者的真正身份。再说，要想搞清这件作品与索靖究竟有没有关系，首先就要知道索靖的书风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可靠作品流传，我们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了解，齐王僧虔《又论书》载索靖的笔势如“银钩蛰尾”，《宣和画谱》载索靖的书法“如风乎举，鸷鸟乍飞，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可是无论怎么盯着这些字看，我们也想象不出如此写出的字会是什么样子，何况著书立说之人作此结论的依据尚且无法判定。跟索靖《出师颂》沾边的倒有几件碑帖拓本，但碑帖鉴定本身便是只“黑老虎”，很难用来与墨迹相互印证。
那么，如此一件摸棱两可的作品又是为何值得故宫博物院动用巨额资金购买呢？故宫方面给出的鉴定理由是：徐邦达、启功、朱家、傅熹年、杨新、单国强六位书画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作品确为见于历代著录的《隋人书出师颂卷》，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南宋绍兴内府藏印和卷后的南宋米友仁题跋均真；引首用纸上所绘龙形为明代风格，宋高宗书花押与真迹不符，应为明代拼配，但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价值；加之该作品原为清宫宫藏文物，后流散于社会，是重要的宫藏文物。
在这段文字中，故宫对这幅字的定位是隋代书法作品，并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可以看出，故宫的“买点”与嘉德的“卖点”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因为故宫只字未提《出师颂》与晋或是索靖的关系，只是强调它是一件具有很高品质的艺术品，但怎么“具有”却没有充分说明。正是这一点让人感到很困惑，因为同样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件作品用笔单薄，称不上特别好的文物。一正一反之间，无论对错，我们都很难把握，只好凭个人感受了。
笔者小记
通过以上在这场拍卖风波中涉及到鉴定细节，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我国古代书画鉴定的过程，既要考虑到印鉴、纸张、装裱等技术层面的物质因素，也要充分利用题跋、收藏、著录等有据可考的文献记录，更要广泛利用出土实物和确切的标型作品来衡量被考订作品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但由于资料有限，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鉴定者对作品艺术品质的直接把握能力，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力传统上称之为“目鉴”。因为一些老专家被认为拥有更好的“目鉴”能力，所以他们的看法往往便看作是最权威的。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感受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得出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在所难免。
同时，我们也感觉到鉴定其实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因为实际需要，鉴定师一定要分辨出个真伪，可在实际操作中又有那么多不确定的因素阻碍着最终的判断。2000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针对《溪岸图》召开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已经在学术界充分暴露了这个问题，而由《写生珍禽图》、《研山铭》又到《出师颂》，拍卖场上几次愈演愈烈的真伪风波则把对书画鉴定科学性与准确性的质疑引入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议题。
其实，不光是拍卖商品，就连全国各大博物馆中现藏的知名书画中也有不少存在着真伪莫辨的情况，比如被定为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是如此。但一件有争议的作品一旦进了博物馆，它的影响力就远不在其本身，而是可以成为一件典型性作品来作为衡量其它作品年代、风格、品质的“标型”，于是，一次鉴定的尴尬很快便演变成了滚雪球似的循环，距那真实的核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越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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