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三个“偏执狂”

刘　柠

　　一．小泽征尔（Seiji　Ozawa）：我的人生是一个实验

　　一头狮发，适性张扬。68岁的男人，有一张明显超过其实际年龄的苍老的脸。2002年，阳光卫视的杨澜小姐在东京采访他时，吃惊地发现：面前的这个老男人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但英语却说得结结巴巴，甚至还未脱日本口音。但凡是见识过其工作或与其交谈过的人，几乎没有不感佩其过人的精力和无处不在的生命力的。这就是美籍日裔指挥家、在日本被称为“世界的小泽”的小泽征尔。

　　1935年9月，出生于辽宁“奉天”（即沈阳），父亲是在满洲行医的牙医，在沈阳和北京渡过童年时代。上个世纪80年代，其长寿的老母曾写过一本书，回忆一家作为日侨在中国的生活，书名就叫《在北京的碧空下》。

　　从孩提时代起，小泽就开始了对西洋音乐的漫长理解。最初立志做一名钢琴家，因16岁时手部受伤，转而学习指挥，师从现代日本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开创者、著名音乐教育家--东京桐朋学园的斋藤秀雄（Hideo Saito）先生。中学三年级时，小试牛刀，在学校的赞美诗合唱团上第一次操起了指挥棒。

　　桐朋学园毕业后，说服当时的富士重工业公司的老板，以“为企业做宣传”的名义得到了一辆旧式轻骑摩托。小泽把那辆简直跟电影《罗马假日》中戈利高里·派克带着奥黛丽·赫本在罗马老城里四处乱窜的轻骑一模一样的老爷摩托往一艘叫“淡路山丸”的货船上一扔，就从横滨港出发，开始了极富传奇色彩的“音乐武士修行”。

　　这个黄皮肤、小个子、没受到过多少正规音乐教育的东洋人，驮着“富士重工”的广告牌，“老爷车”的轮子几乎压遍了全欧的马路。1959年，24岁的小泽在“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大奖，开始受到国际音乐界的瞩目，并幸运地得到了卡拉扬、伯恩斯坦等大师的垂青。

　　1962年，以纽约交响乐团副指挥的身份荣归日本，旋即就任在岛国首屈一指的“N交”（NHK交响乐团）的指挥。弱冠年华的小泽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但事与愿违，作为乐团的灵魂，小泽似乎与团员们沟通欠佳，前途不被看好，结果只有一辞了事。到底是小泽耽误了“N交”，还是后者误了小泽的“前程”，是一桩没人说得清的公案，反正其与“N交”的结怨直到90年代中期才告化解。“海龟”与国内同行易生龃龉，或许是东方社会共通的现象？

　　再次走出国门的小泽，以一个东方人对西洋音乐的诗意理解和精湛的才华转战纽约、芝加哥、多伦多、旧金山等地，展开了其以北美大陆为舞台的漫长的艺术生涯。1973年9月24日，是一个值得日本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大书特书的日子--小泽征尔就任美国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BSO）的音乐总监（此前，这个职位一直由欧洲的指挥大师轮流坐庄），从而开创了东方人统治西方乐坛的“长期政权”，时年38岁。从那以后，有越来越多的日裔、亚裔音乐家活跃在欧美乐坛上，可谓代有人才，各领风骚，而小泽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作为一个日本人，小泽对西方音乐的诠释能力和深层解读可以说在当今健在的大师中已罕有出其右者，其指挥风格就像他的一头狮发一样，遒劲雄浑，不拘一格，已臻化境。

　　2002年9月，告别交响乐的光荣与梦想，小泽以67岁高龄出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赫赫有名的维也纳爱乐也归入其麾下），“我倒要碰一碰海顿和莫扎特，还有布鲁克纳！”

　　即将走马上任之际，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我的人生就是要看看一个生于中国、长在日本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西方音乐的一个实验。”

　　甘用一生的时间来做一个实验而不计得失的人，偏执得有点恐怖，但却是幸福的！

　　二．荒木经惟（Nobuyoshi　Araki）：“三位一体”的“私写真”

　　荒木经惟，大约是自摄影术问世以来最多产的摄影家。他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批量生产着他的胶片，形形色色的被冠以“荒木经惟”名字的摄影集早已超过200册，至今还未现出丝毫收敛的迹象，害得那些三十年如一日每出必藏、一册不落地收集其著作的拥趸们叫苦不迭：行行好，我TMD就是在不要命地打工挣钱也追不上呀……

　　像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喜欢摆弄他那著名的胡须一样，荒木在更年轻一些、发际线还没越过天灵盖、爬到后脑勺的时候，喜欢让两鬓的头发像猫耳朵一样支棱起来，好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天才，配得上“天才荒木”--这个摄影家对自己的“昵称”。甚至，连自传的书名都坦坦地叫做--《成为天才》。

　　在被称为“摄影大国”的日本，荒木绝对是一个异类。傻瓜相机+普通感度的135富士胶卷；女阴、都会、死亡--“三位一体”--摄影家永恒关怀的“日常”主题。

　　很难量化地描述日本文学的“私小说”传统对摄影家的教化和影响，但把自己的摄影艺术称之为“私写真”，确是从荒木经惟开始的，而且大概只有荒木。即使是他最忠实的拥趸，也不得不说：荒木的摄影并不全是“美的”，有的甚至很丑，很脏。但你却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美的，还是不美的，荒木的摄影都特“刺激”。而且，不仅仅诉诸视觉感官，还会通过视觉中枢波及其它感官，引起一种类似“通感”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用日本摄影评论家八角聪仁的话来说：是一道刺目的“感官的伤痕”。

　　1940年，出生于东京都台东区的三之轮，附近是日本最古老的“红灯区”--吉原“欢乐街”，“遊女”（日本风尘神女的古称）们了断尘缘的“清闲寺”是孩提时的游乐场，在吉原病院后面的空地上打过棒球。东京--这个全世界的摄影大师争先聚焦、几乎每一英寸的土地上都曾立过不止一只三脚架的巨无霸魔幻视觉试验室，所有的“风景”都让荒木欢喜，欢喜得永无餍足、黯然神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没法子，东京跟我的生理合拍”，是“我的子宫。”

　　荒木镜头中的东京，某种意义上，令人想起威廉·克莱因拍摄的纽约，但却显然有更为丰富的语义：“在银座SONY大厦前，或者涩谷车站广场那样的数不清有多少条路的交叉“路口”，绿灯一亮，杂沓的人流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好像要撞在一起似的，然而却不，只是擦肩而过，又四散而去……那是东京的魅力呀。”“摩天大楼的”山谷“间有静谧的墓地……大楼就像巨大的墓碑。不可思议的是，我在拍东京的日常风景时，那种影像看上去就像废墟。所以，我有时爱把怪兽的造型放在路面上拍，这样，废墟就变成了天国里的风景……”这并不是意味着，把死亡变成日常，把日常变成废墟，又把废墟变成天国是荒木对东京的诅咒。恰恰相反，在这种恍如梦境般交替转换的光影蒙太奇中，寄寓了荒木对这个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大都会的某种刻骨铭心的“乡愁”（Nostalgie，拉丁文）。

　　有两个东洋女人的名字注定会被现代艺术史铭记：一个是约翰·列侬的老婆小野洋子，一个是荒木经惟的夫人青木阳子（婚后改名荒木阳子）。如果按照日本人对女人唤名不唤姓的习惯，两人的名字读音相同，都叫“Yoko”。前者进入艺术史，除了约翰·列侬的原因外，更主要是因为其本人也是前卫艺术家；后者跟艺术史的瓜葛则完全是由于荒木的镜头。

　　1972年，荒木从日本数一数二的广告公司“电通”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师，同时带走了全公司最漂亮的女人。青木阳子，总务部的秘书，是“电通”的“看板美女”。嫁给荒木后，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被“问题摄影师”丈夫印上了胶片，其中包括令女人最为难堪的隐私。纪录与阳子的共同生活的摄影集后来以《感伤之旅》的书名出版，序言是荒木的《私写真》宣言。虽然作为“限定私家珍藏版”，只印了1000册，但其话题效应至今不衰。多年后，荒木的朋友、名导演竹中直人以它为蓝本导演并亲自主演了一部好看的日剧--《东京日和》，女主角是公认的“岛国型”美女中山美惠。

　　1990年，阳子病故，年仅42岁。从住院开始，到葬礼和法式，连亡妻被化妆后鲜艳的遗容都变成了胶片。翌年，《感伤之旅·冬之旅》出版，纸贵东洋，到97年已经加印了7次，列岛为之动容。

　　透过影像的“伤痕”，一种浓浓的对于“不再”的感伤和“逝去”的乡愁，无声而执拗地对抗着摄影仅仅作为“艺术作品”而存在的“作品化”进程。

　　三．安藤忠雄（Tadao　Ando）: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常识”

　　1983年，在位于神户滩区的山间谷地，出现了一幢造型奇异的住宅楼。背倚六甲山，前方俯瞰神户市区和大阪湾，沿山的斜面，一个裸露着混凝土的现代风格的复合住宅楼呈阶梯状嵌在山坡谷地上，这就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经典作品--六甲山集合住宅。

　　山体呈60度的倾斜，从上往下看，住宅楼与其说是建在山坡上，不如说是建在几乎垂直的陡壁上，这在建筑学上无疑是一个挑战。

　　最初拿到这个设计订单时，安藤在充分估计到困难的前提下，对甲方说：斜面地，刚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工程比预想的还要困难。在60度的斜面上建住宅，在当时被认为是无视“常识”。但这种“常识”很快就遭到了颠覆：因地制宜，安藤采取把斜面削平之后深挖、将建筑“栽”在地下的方法。如此一来，限高（按日本法律，山地建筑不得高于两层）和遮蔽率的问题迎刃而解，六甲山集合住宅成了一个地上2层、地下1层、加起来共10层的标准小户型模范住宅社区。从远处看，这幢不大的建筑，宛如在绿树掩映的山麓上故意安放的一个由混凝土盒子和玻璃组成的装置玩具，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惊人地融合，浑然天成。

　　1941年，出生于大阪，典型的“关西人”。高中时代，安藤就有一种要“到海外去”的强烈愿望。于是，苦练拳击，以职业拳击手资格赴曼谷参加职业拳击赛成为安藤最初的海外之旅。没想到，这次旅行却成了安藤厕身建筑的契机。

　　高中毕业，立志献身建筑学的安藤一边刻苦自修，一边开始了孤独的世界之旅，足迹遍及欧、亚、非，从建筑中汲取、思考人类的艺术、历史和文明。“在印度恒河畔的贝拿勒斯圣地，望着由圣徒们的累累白骨堆成的山，我终于想清楚了：人终归有一死，我要拼命地按自己的方式去活。”

　　“买来大学的教科书，把睡眠时间压缩到4小时，拼了命地读。在不为社会所承认的不安中度过了青春……但翻回头来看，也许，起初看不到光明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多年后，功成名就的大师平静地回忆道。

　　1965年，安藤的大阪市立公园设计方案入选一等奖。4年后，在故乡梅田开设“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建筑设计生涯。此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安藤像一颗彗星一样划过日本建筑界的星空，不仅在正处于“高成长期”的日本列岛，而且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众多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现代建筑，迅速成为继丹下健三（广岛世界和平公园、“原爆纪念馆”的设计者）和矶崎新（9·11中被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设计者）之后，代表日本的建筑大师。

　　就像今年4月，于东京召开的“安藤忠雄建筑展2003”的主题词“再生--环境和建筑”所描述的一样，安藤将“环境”的要素置于其建筑设计活动中，并以建筑的手段创造性地加以诠释，使自己的建筑创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环境艺术”。

　　在学派林立、门户森严的日本建筑学界打拼了几十年，只拥有“工业高等学校”（相当于我国的职高）的最终学历的安藤忠雄，不仅遍得日本和世界建筑艺术的最高奖项，而且在成为包括哈佛、耶鲁在内的国际顶尖名校的客座教授之后，于1997年出任在日本公认的门槛最高的东京大学建筑系教授，一时成为东洋社会轰动的话题。但大师不失谦逊本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教学相长，比起教的来，学到的更多。在双向的对话中，共同发现明天。”

来自：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