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及其对正义的希望（摘译）

作者：理查德·罗蒂　

　　左派的自我形象

　　美国大学有两种功能：培养中产阶级；为发起左派政治活动打基础。学生及其教工将他们自己视为国家良心的看守者。左倾教授认为，他们比选举人更了解什么对国家有好处。左派的阵地在大学及学术激动中心，右派的政治中枢则远离大学城。

　　学院派与美国中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反映在理查德?波斯纳和詹姆斯的思想中。在波斯纳的用语中，“民众主义”（populism）指被左派称为“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政治决策。罗蒂本人及其他左翼教授们认为，美国中产阶级不能被放心地委以政治权力，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能够减缓存在于大众身上的种种劣习。因此，只有左翼精英的政治措施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波斯纳认为，民众（粹）主义是一种坏事物，希望人们永远不要有参与民主。用“民治”描述美国政治统治方式并不恰当。美国民主是（也应该是）一种精英统治。这些精英或多或少地腐败(化)，未来也可能仍然如此。尽管这种统治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它是人迄今为止所尝试过的最不危险的一种统治。詹姆斯也将精英主义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他视民主为一种宗教，认为信仰与乌托邦是人类理性的伟大实践。罗蒂同意上述二人的主张，认为他们表达了他本人及其他左派人士的担心与希望。只有在弱者抗议强者这一点上，左派才主持和赞同民粹主义。罗蒂认为，将问题诉诸二民众的感情无异于诉诸于怨恨与仇恨。

　　在美国历史上，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系科一直是自我形象（self-image）的核心。但它们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只有当大学对英雄的业绩持一种崇尚态度时，她的公众形象达到极佳，对公众的服务也发挥到极致。在这个时候，人们不觉得“教授是国家良心的守护者”这一主张的荒谬。

　　罗蒂花了不少文字论述了两种事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即知识分子对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恐惧 与“民主”是他们的信仰这一事实之间的表面矛盾。罗蒂通过对“民主”作出新的诠释和区分来化解矛盾。他认为民主有两种，一是作为一种乌托邦名称的民主在这种乌托邦中，强者不再压迫弱者；二是作为人民统治的民主。第一种意义上的民主是社会正义的同义语；后一种意义上的民主几近神话。将二者混淆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的过错。他们常虚伪地信仰一些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的东西，什么人民的智慧、投票者的健全常识，但他们又不愿意放弃这些观点。原因在于，一方面知识分子所渴望的社会正义有赖于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要让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就得先让民众知晓和接受一些前提性的观念。罗蒂认为，这种双重心态是必要的、且有有益的一面。

　　近年来左派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举动赢得美国大学的支持。

　　1） 倡导课程的多元文化主义，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学术系科的构建；

　　2） 在西雅图及其他大城市中发起对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许多美国大学生参加了些抗议；

　　3） 在许多大学校园发起了“正义的看守者”运动。

　　其中第三项举措可能最有成就。

　　多元文化论

　　十年前，这一术语在美国校园还很少听到。现频繁地在系务会和系学术会上出现。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所做理解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八、九十年代中，文化多元主义者在美国校园真正含义：人们在对非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女性问题、同性恋等新出现的问题研究过程当中，为了从理论上对这些新问题提出一种解释，才尝试性地提出文化多元主义。这一尝试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文化多元论的出现有其负面影响。其一是，左派的注意力被从经济的不平等转移到文化的不敏感性（cultural insensitivity）。左派教授们开始挥洒 "文化政治是所有政治的核心"及"我们这一时代革命的深层次文化特征"等术语。左派政治理论家们开始著书论证，主张文化是左派政治的主要目标之一。罗蒂认为，只有当文化多元论有助于校正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时，文化认同才有其在政治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认同不是目的本身，它不能成为左翼政治的目标。罗蒂以亚裔、拉美与欧洲移民在二十世纪通婚为例，对其观点做了论述。

　　通过税收的手段对财富、收入和机遇的重新分配，是左派政治的传统目标，也是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而文化多元论回避了对这些利益的重新分配。罗蒂本人的目标指对这些社会善的重新分配。

　　左派的第二个策略就是对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包括全球化引发的问题）的抗议。这些抗议源自大学校园。学生们抵制由第三世界生产的T恤衫和耐克运动鞋，以抗议富裕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利益的牺牲。这些抗议有如当年左派人士对核竞赛的抗议一样，是在没有其他对策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的一种激情宣泄。这种激情会逐渐消失。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框架应是什么样子，应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机构。

　　罗蒂既不同意IMF和世界银行的主张（对多数国家有利的事情对世界人民也就有利）也不同意里根和撤切尔的保守主义思想（对自由和个人福利的唯一威胁来自国家的权利，市场最终会为人类带来繁荣）。为此，应找出一种应对社会非正义延续和增长的处方。

　　罗蒂对左派人士的第二个举动（策略）并不看好。许多参加西雅图抗议的学生转向了新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后者号召“推翻全球资本主义”。除非你能证明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替代它，否则要求人们推翻资本主义就无从谈起。而过了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是从来没有能作到这一点。

　　威廉·詹姆斯认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适于做有价值的好领导。我同意威廉·詹姆斯的这一精英主义观点。此刻，作为我们左派人士不会去追随类似恺撤、马丁·路德这样仅仅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校园里参加正义组织的学生们则会去跟在这些领袖的屁股后面，直到有新的魅力领袖出现。在少数美国人眼，我们的制度散发着正义的光彩，我们的习俗闪耀着美的亮光；有少数人仍信奉民主的宗教。上面提到的学生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 他们很适合于担当作为国家良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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