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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的风范
——王朝闻老师二三事
梁 江/文
八月的北京。
一幢灰暗的楼房躲在东四八条这样的小胡同中间，四周是一大片灰黑的低矮房顶。二三十个国家级的文艺刊物便挤在这幢不显眼的楼房里。门口的墙壁实在无法承纳那样数量众多的牌子，不知是谁的聪明主意，在影壁上满贴白纸，然后划出几十个方格，按楼层填出各编辑部的名称。这样一经超浓缩处理，既是招牌，又可指路，一举两得。
我那时被借调在《美术》当编辑，在超浓缩的房间里已经干了好一段时光。桌子挤得走路转身的余地也没有，四周堆满了各种稿件和资料。电风扇已经毫无用处，天气太热了，一开动只剩下刺耳的噪音。
丁永道那时还是《美术》的副主编，这天，他转给我一封信，开头就是“二老丁”这样莫名其妙的称呼。老丁在后面笑了，“这是王朝闻老先生写给编辑部的信，他表扬错了，这事是你干的。”原来，“二老丁”是在“牛栏”劳动时期王朝闻送给丁永道的尊称，后一直沿用下来。信的内容是说，编辑部上次给王朝闻先生提了修改意见的一份稿，里面虽有可以继续商量之处，但这位年青编辑工作态度很认真细致，如果所有编辑都能这样，报刊的质量一定会明显提高。
那时是1983年，王朝闻先生是《美术》主编。他那一段身体不好，我没有看到他来编辑部上班。编辑部的方案、计划和重要事情，都是副主编或通迅员上门联系的。我知道我没出生时，王朝闻先生已经有大部头著作出版，可是，我从未见过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至于为王朝闻先生的稿子提修改意见，实际上是在老丁极力怂恿下干的。那稿子本是一个记者根据王朝闻先生的讲话录音整理的，因为谈的是城市雕塑问题，编辑部认为很重要，对当前的城市雕塑发展有指导意义，所以希望修改成精炼紧凑的文章发表出去。编辑部当时恰巧抽不出其他人力，老丁于是不管我如何惶恐，硬要我干。后来虽然他一连两晚给我出修改点子，并且一再打气，说王朝闻老先生最喜欢别人修改稿子，但我总怀疑老丁是存心出我一次丑，因为他经常也开一些年轻人才有的玩笑。但我实在胆怯，终于不敢署自己的名字。为了保险，我修改完了注明是“一位年青编辑”干的，以免连累他人。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王朝闻先生。由于我对美术史，艺术理论和美学的兴趣，王朝闻先生一部又一部的专著和大量文章是约略读了一些的。我当时二十多岁，王朝闻这个名字，对我而言，不啻于皓日和惊雷。而他这样宽广的胸襟和如此平易近人，实在是我无法设想的。
在《美术》编辑部，老丁和另一位副主编李松涛先生告诉我王朝闻先生的一些往事。《美术》杂志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没有一个人被划成右派。虽然戴“右派”帽子是按比例硬性规定的，但当年作为主编的王朝闻先生据理力争，终于保护了编辑部的同事，使他们幸免于蒙受二三十年的不白之冤。另一件使人难以忘怀的事，是王朝闻先生保住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资料馆的大批资料，使它们免遭分割散失之祸。今天，这个资料馆所保藏的现代美术资料仍是全国最多并且最有学术价值的，这已为中国美术史论研究者所公认。近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的学者拿出了一批国—内外学者瞩目的学术成果，这批资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5年，我在广州考区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主攻美术理论，导师便是王朝闻先生。当我进入北京，正式成为王朝闻先生的学生之后，我告诉先生，我便是那个不知名的“年青编辑”。他笑了，然后叮嘱我，“二老丁”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应该多向他请教。
从此，我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从原来的搞油画，从南方边远小县城的美工跻身于美术史论专业。这个专业上的转变虽然从几年前已经开始，不过现在毕竟是“正式”的了。
一起成为王朝闻门下弟子的共三人。另一位是来自江西的吕品田，本来是搞陶瓷设计的，还有一位是来自安徽阜南的张晓凌。我们的性格和爱好都相差很远，很有点三足鼎立的意思，连放置在宿舍里的床位和桌子，也摆成三国鼎立的形势。不过，我们是相处得十分融洽的，这倒有点“三结义”的味道。王朝闻是我们共同的导师，在我们之前，他已带出了两批共八位研究生，都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了。王朝闻先生那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而且正领衔编写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十多卷的《中国美术史》，其间不少年轻一辈的学者得到他的扶持，都以学生自居。更不要说先生在美学、红学、雕塑、舞蹈、戏曲等专业上对后学的影响了，若说他一共只有我们这十一个学生是很不确切的。
先生对我们管得不严，也没有经常布置课程和作业。一开始，我们认为是他忙不过来的缘故。我们进研究生部不久，他经常去外地养病和写作。他因为心脏病，在医院治疗了一段，出来后家中的环境却很不适合继续疗养——窗口正对着一个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更无法写东西，我们都称他到外地为“避难”。慢慢地，我们才发觉错了，先生即使在外地，也会不时写信询问我们的学习和专业研究情况，提出一些要我们注意的重点。他的信，如同他平时对我们专业学习上讲的话一样，并不长，但都有数条要点，值得反复琢磨和思考。直至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明白了先生作为导师，带领研究生进入专业研究的路数。
有一次，他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部学刊》写了一段“导师的话”。短短的三数百字，却很能说明他做导师的特点：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给研究生做导师的想法，和这两句话的内涵相通。在我看来，研究生的成长和成就，要靠他们根据自己的志愿和兴趣等特殊条件，对某些专业性问题作创造性的探索。导师的工作，主要在于因势利导，对研究生在观点方法方面给予帮助。”
他给自己打了一个“导游”的比方，以往他已给这种方法作了很形象的注解——“如果可以说我是一个名胜古迹的导游，我尊重游人发现美的兴趣、能力和灵感的个性，而不愿意以行家里手自居，包办代替地指点江山，造成障碍游人探迹美的自由和对美的兴趣与发现。当然，如果游人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成见出发，譬如把丑的说成美的，或把别人的判断代替他自己的判断，我也要提醒他检视自己的观点方法，不然就等于放弃了导游者的职责，证明自己对某些名胜古迹的心中无数。”
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把自己比方为“保姆”——“作为你们的‘保姆’，希望三位‘小朋友’互相帮助，互相探讨，互相创造，扬长补短。”这比方不尽是幽默，作为八十高龄的长者，称自己二三十岁的年轻学生为“小朋友”，恰恰透露出一种未加修饰的随和与亲切。但，有时他也会给我们来一点措手不及的动作。有一天早上，研究生部的不少人还在蒙头大睡，辅导教师突然手忙脚乱来通知我们：“王朝闻先生昨晚从外地回来，早上来这里给你们来一次考试”。等到我们美术专业的七八个人进入教室，先生已经坐在里面了。气氛并不像考试那么严重。他微笑着给我们随意选一张美术作品图片，要大家用二三百字作恰到好处的“描述”，说“描述虽不要求复杂，但要达到准确生动，不重复别人的措辞，又体现自己眼光，可以检验基本功”。果然，一个钟头的“考试”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如人意。这件小事，使我们这些鼎足而三的同窗时时记起导师对基本功的严格要求。
先生的“导游”方式，常常不是正襟危坐在黑板前给我们上课。有时，他指着自己客厅里的古董或民间工艺品聊天，一下便谈到中国、外国艺术史和民间美术审美特征之类的话题。有时，他随手拿起一本新出的书籍或杂志，话题便延伸到当前学术界许多热门的论争。他善于深入浅出，在若不经意之间便能指出许多论题的症结。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书柜里摆出了一块洁白光滑得如同一只巨大的鹅蛋一样的卵石，忍不住好奇地问到来历，他竟兴致勃勃地谈了二十分钟。从卵石的来龙去脉，说到对称、比例、审美心理等一连串问题。他这天戴着一只正宗的维吾尔小帽子，连带双手比比划划，开头我忍不住想笑，最后才忽然明白先生生动幽默的谈吐其实正在解释几个重要的美学规律。
我们的“课堂”大都在先生的客厅里，这对我们，实在是一件乐事。先生常常像一个天真的小孩，高兴起来，会唱上一段川剧或京戏，来几个舞台动作。他说：“我把你们当朋友”。先生的“导游”方式，其实是采取因势利导的办法。他从不主张我们照搬他的学术观点，却一再劝我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取美术史论领域的某一方面钻深钻透，拿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要紧之处在于有所“突破”。这个“突破”，其实也正是他带研究生的根本要求。在几年的学习中，他多次说到，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观点。他从来不曾强迫自己的学生接受自己的某种观点，反而鼓励学生对他的见解也可以“突破”，希望“青”能够胜于“蓝”，这确实是一个大家才有的风度。
他和我们谈话，常常使用生动幽默的口吻，不时来一些小玩笑。不过，重要的事情，他却盯得很紧。譬如，我们的毕业论文，他很早就提出了选题的要求，要我们在读书、思考和收集资料方面有的放矢，早下功夫。即使远在杭州，已经准备返回北京了，仍然托先行回来的人带给我们一封短信：“想来你们三位同志的论文选题已经确定，动手写稿了。写稿过程里，有什么需要和我一起商量的问题，请作准备，以便我在八月廿日——廿七日之间，提出我的建议。”语气是“商量”，准备提些“建议”，时间却是不好通融的，因为这几天之间恰好是他回京后能抽出来和我们一起谈论文的时间。
我们这几个同窗，一个选了民间美术的审美特性，一个选了原始雕塑，我则选了明清美术批评作为毕业论文的范围。这些范围和论述要点，都是在先生的不断督促引导下确定的。他常常顺着我们的思路，提出应该注意的地方，使我们的探索和思考慢慢走向完整和深入。这几个选题难度都较大，最后，在院内外专家组成的答辩会上，这几份论文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在填补国内学术空白方面做了可以肯定的工作。
对我们这些学生，先生一直起着引导甚至监护的作用。他一再鼓励我们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并非把某些观点交给我们去作下一步的说明。即使在我们的某些见解出现偏颇的情况下，先生也只是采取商量的方法，提醒我们应该注意某些资料，让我们自己根据史实和材料进行修正，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样，几批研究生的探讨方向不同，每人的特点也不一样，大家都能兴致勃勃地完成各个选题的探索，写出具有深度的论文。这样的读书研究，我们都是十分愉快的。不少年轻人和老一辈学者的观点可能都存在着“代沟”，而王朝闻先生这样带学生，却给予年轻人尽量发挥的机会。几年下来，我们都毕业了，反而怀念起这种当学生的生活。
先生近年搬到了北京最东面的小庄住宅区里，这地方难得一见绿色，到处是坑坑洼洼的沙土，阵风带起无数沙粒，打得人脸生痛。周围正在大兴土木，建着一幢幢楼房。他住在三楼，我每次都要小心地绕开楼梯旁横七竖八的自行车，然后才能迈入他那间灰暗的客厅——据说这是文化部的“高知楼”，但水泥地面的装修水准是远不及广州郊区的工人住宅的。虽然他住在这样边远而不显眼的地方，但找上门要求撰文写序或出席什么展览会的人们，当然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里的。
我不大敢随意到这个客厅闲坐——来这里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先生何以能在这个地方，在一次又一次接人送客之余还能写出一部部新的专著。“我每天早上五时起来写作，一直写到十一点，午睡时间长些”，有一次，先生这样告诉我。但是，我总怀疑这是他的一厢情愿。无穷无尽的各种事务，各式各样的来访，能允许他安心写作吗?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仅凭是“四川老乡”这一点，就跑到先生家里聊了一个下午。出来时，手中还拿了两本先生赠送的新著。
他已经八十高龄，二十多部专著大概也是从忙乱中写出来的。我眼前总晃动着他穿着一件灰黑的棉衣，戴一顶旧式小帽子，在客厅里对我们侃侃而谈的样子。那一次，他的病还未全好，听说我们来到，赶忙又起身到客厅来给我们谈论文的事。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慈祥随和的长者。当他比比划划谈话的时候，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看着他在光线中闪动的一头蓬松的白发，那是思维的光芒。
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人的宗师。使我感触至深的，首先是他对人、对事业、对学术的一贯至诚态度。先生为人师表风范让我们受到的教育，比他直接的授课更要深刻。
（附注：此文写于1989年1月。现重新发表，以表达对王朝闻先生的纪念）
（梁 江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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