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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学研究的里程碑：张强的中国画学(七卷本)丛书出版
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主编的中国绘画学(七卷本)丛书，由河南美术出版社于2005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
《中国画论体系》、《中国绘画美学》、《中国山水画学》、《中国人物画学》、《现代国画形态》五卷110万字，系张强教授个人独立完成。另外的两卷，《中西绘画比较》，《中国花鸟画学》分别由国内著名学者孔新苗教授、傅京生先生完成,全套书共计160万字。
本套书从策划、写作到出版，历时十几年的时间，其以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富于创新的方法论，完全的体例，精微的判断、缜密的论证，开辟了中国画学研究的新天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孔维强）
总序：中国绘画学——从概念指涉到学术逻辑
张 强
（一）
将“中国绘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示出来，并且设置在一个相应的“学科”层面上，无疑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这个举动曾经因为感觉到它的轻率，而被我多次搁置起来。本来的想法是，在私下默默建构，一旦成熟，自然脱胎而出。有这种想法倒不是出于所谓的“谦虚”，这的确是需要慎重而行的事情。
虽然，目前中国画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覆盖面上来看，与其他形式的视觉艺术相比。依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甄别一下，也同时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更多的文字集中在“在世”的个体画家周围，这些通过有偿换来的华丽“形容辞藻”，在虚构性地出卖着中国绘画艺术自身的判断标准与价值原则。
（二）
另外的一些研究者所瞩目的也许是中国画自身历史与原理的探讨，但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思维深度，似乎并没有逾越80年代那种在激情与使命之下艰苦思考的结果。或者说浮躁本身注定了是学术的天敌。那些来自于商品经济社会的超级功利主义观，也将学术看作是猎取利润的手段，在职称评审以及学术名星的泡沫性期盼中诞生的任何文字，其价值可想而知。
体系作为一个学术思想诞生的逻辑归依，应当是一个正常与可能的标志，但是，如果陷入了“体系”而削足适履或无端膨胀的局势，无疑是滑稽的。而有些中国画学者,甚至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将过时的文学或艺术概论的框架，进行概念间的撤换与含义的互置，来达到“虚伪的建构”。它的荒谬体现在自身与建设对象没有了“关系”。
（三）
如果说除了我们前面所陈设的，那些诸如此类制约中国画研究的社会性条件与自身障碍之外,在中国画发展的可以预示前景中，创作对于边界发起的挑战，由此带来了逐渐模糊概念含义的情况，再度成为中国画“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个“危机”主要体现在中国画理论应当如何开放，才能够应对这一切的发生。
我们当然可以将中国画自身的理论系统，看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里，学术有它自身的原则标准，有它相对稳定的对现象沉淀机制。它不应当为了每个“风吹草动”的征兆而“风声鹤唳”。学术也不是简单的现象评述与线索追踪，从某种意义上，它更应当着眼于那些恒定的“原理”破解之上。
然而，与那些纷纭的现象之间保持本能的距离，却并不意味着由此理论的建构就是与当代文化感觉之间发生“屏蔽”。理论的确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与原理的碰撞，但是，如果这种碰撞的结果与当代文化变得毫无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整体文化智彗也就与这个学科的构建基点相诀别。于是，中国绘画学的学科设想也就成为真正“虚茫的猜想”。
（四）
中国绘画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无疑极具有“自足性”。
但是，这种特性也不能成为与其他学科拉开距离的借口。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画与中国画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历来都是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所做出的“堆积性转化”。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其他——诸如哲学、宗教、文学、书法、篆刻等学科所进行的渗透性准备，也才有了中国画理论的“脱胎而出”。面对中国画的基本人文背景的多向性与复杂性，并且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进一步寻找与甄别中国画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真实关系，也就成为本能的警戒点了。
（五）
在“中国绘画学”的基本理论之下，我们还必须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那就是与中国画实践，以及这些实践结果——作品所构成的现象之间，所存在的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画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本能“经验”中，所携带的微妙直觉感知，必定要通过那些更为微妙的反映方式，才能够达到它的当然体现，于是，这些条件又构成了当然的对应关系——在系统间相互累计的“经验”，也就自然地成为对于中国画某种层面的认识前提。
因此，在中国画的认识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感受与微妙的体验的话，所把握的所谓理论，可能不过是概念的堆积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中国画论看做是一个大的系统，并且是活跃的与不息的流程。在这个充满了“艺术问题”的系统流程中，中国画论的时间性，不过是将不同的问题冲向不同沙滩的漩涡而已。“历史”这个概念，在这里也就是导致不同讨论情景所储备的条件罢了。
（六）
其实，中国画的基本原理，就是将所有的中国画的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还原而已——这是朝向元素方面的分解途径。与现实的任何生命物体的分解不同，这里没有化学物理的指标可供参照，也没有各色的试纸可以检测。这无疑是一次在哲学层面上的还原。
然而，这个“还原”的过程也充满了艰涩。这是因为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从完全的视觉层面上，进行生硬的“套装”，另一方面也不能局限在所谓的“六法”、“六长六要”之上进行无谓的“含义”翻滚。而所谓的“文学概论”“艺术概论”条例所提供的参照系数，其实已经非常有限了。
那么，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
无疑，将某些视觉的因素作为某些方面的检测模型，对于当代研究者是无法回避的。这不仅是一种“知识背景”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画发展中日趋显现的征兆。是将中国画“视觉化”的必然趋向。而另外门类的学术框架，却也可能使中国画与当代学术思潮建立起当然的关联。固然，经典的中国画论中的范畴所进行的含义翻修，有时或许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事情永远包含着这么双重性，而把握其中的分寸，有时候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有可能体现出学术智慧。
（七）
“中国绘画学”就包含着这么一个特定的疑团。
“美学”这个范畴本身是来自于西方“逻格斯中心”系统之下，辨析表象与本质、快感与美感的艰苦的思维游戏。以这个标准来看待中国古代的美学体系与思想性，我们只能说是具备所谓的“美学性”，而不是“主义”之下的有意识的建构。或者说只是概念挪用与涵义匹配。
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将“中国绘画美学”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弹出的时候，必然要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复杂概念与含义，在不同情境中的更为细致的分辨。
由是，将中国绘画美学看做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而后在不同的范畴与范畴之间，所进行的含义匹配，以及在各个子系统之间所建立的网络关系，也就成为当然的重点之所在。并且，这种网络之间的关系，是将中国绘画美学与其他哲学思想建立联系的可靠管道。同时，也是在思想与形式、概念与含义、范畴与系统、艺术感觉与理论框架之间，形成有机关系的重要标志之所在。
（八）
以不同的表现题材导致的体裁的不同，甚至于最终所形成的艺术门类，这就是原本中国绘画史上的所谓“分科”。
原始的“科别”来自于一个最为原始的区别，这是面对不同对象所带来的本能的划分。在“中国绘画学”中，在中国画历史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山水、人物、花鸟逐渐从最初的十三科甚至更多、更繁划分中被挤压出来，形成这样精练同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概念。
将“文人画”与“院体、民间、原始”从中国绘画学中进行着相互的分离，其本能的动意，还是来自于“形态学”上的划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文人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院体”、“民间”、“原始”绘画版块的捕捉，并不是处于对其概念进行一般性的设置，也非单纯来自于历史过程的描述，而是在深层的基本理论上，进行形态学上的框约。
于是，我们有了“中国文人画学”、“中国人物画学”、“中国花鸟画学”、“中国山水画学”、“中国院体绘画”、“中国民间绘画”、“中国原始绘画”的基本区别。而在“院体”、“民间”、“原始”之后，没有以“画学”来界定，也主要考虑到，作为来自于“非主体”艺术形态的艺术，其“学科性”是非常单薄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完全“集体性”的艺术样式本身，并不具有相应的开放性。这是因为它的自闭性质所决定，如果一旦开放，也就意味着它要丧失掉本来的一切。
“画学”的含义在于，它应当具备可持续性的开放，即使是被“材料化”、“视觉化”、“形式化”的开放都无关紧要。同时，要具有观念的可转换性。另外，还要达到理性的概括与概念的设置。我们认为这一切才是学科性的基本标志所在。
（九）
在有关中西绘画的比较问题上，我们把持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原因就是简单的特征的比附，无论如何是一件粗率的事情。而且对于西方绘画而言，首先要面临一个时段上的框定，这就是古典时期、印象时期、现代时期甚至于后现代时期——这么四个基本的时期，况且在其中，还要面临着千奇百怪的派别与面目风尚。
即使是我们知道在中西比较中，所指称的“西”就是“西方古典时期”的“拉斐尔派”——将写实的极致看做是理想的顶端，那么，与中国绘画的“可比性”也是要受到质疑的。这是因为愈是相近的事物，为了寻找期间的差异——以及辨识的特征，才采取本能的比较。而对于那些特征昭然——甚至价值体系迥异的事物，则比较的价值并不是很大。
于是，在中西绘画的比较过程中，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寻找与中国画本能特征相近的异质文化产物，其内在的艺术价值更为昭显。随手拣起的事例是：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与中国的写意绘画之间的关系，就是意味深长的。这种比较甚至也可能关联到中国艺术自身发展的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形态学的比较可能是一个比较佳的切入角度。
（十）
“面向中国画的未来”，实际上就是要正视中国绘画所处的价值混沌状态，或者说是尚无法判断中的中国画创作的临界标准。但是，从已有到未有，是一个相互过渡的必然。今日的异端，明日的经典——虽然说这种状况在艺术史上几乎比比皆是，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叛逆，都具有意义和价值。将真正具有学术含量的实践从中考掘出来，这无疑是“国画的
现代形态”所瞩目的重心之所在。这就需要我们从中清理出一条鲜明的历史性的逻辑线索。
它的两端分别是已经沉淀下来的创新者与新锐的实践者。处于整合阶段的“创新作品”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鲜活的激情逐渐减弱之后，所达到的本质质量。而那些锐利先锋的、充溢着昂扬观念指向的作品，我们所关注的则是其对历史穿越的力度，以及这种穿越所选择的富于智慧的方式是否匹配，以及匹配过程中的巧妙和后缀质量。
形式主义化的改良，在中国画的现代形态中是一支过渡的力量。不仅是无法忽略的，
同时也是走向现代形态的重要途径。
（十一）
于是，在“中国绘画学”这个概念之下，所关联起必然的学术逻辑，在如斯的情况下，也就当然地要包含这样的内容：
中国画学原理
中国画论体系
中国绘画美学
中国文人画学
中国山水画学
中国花鸟画学
中国人物画学
中西绘画形态
国画现代形态
中国原始绘画
中国民间绘画
中国院体绘画
国画教学体系
……
后记：中国绘画学概念及五本书
张 强
当《中国人物画学》一书点完了最后的标点，我舒展一下几近僵硬的腰身，习惯性地走向阳台，环顾四山，蓦地讶然，那些原本丰厚的茅草不知何时已经枯黄，丰饶茂润的山体突然现出了它本来的峥嵘——原来不知觉间，冬季已经来临。
于是，也就自然地想到那句“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说法。自炎炎的酷暑中，从市区污浊的闹市，迁往这四面环翠、仙风撞怀的阳光舜城，弹指间已经越过了两个季节了。偶尔揽镜自览，那个原本腰部与头部宽度相当，时常显露苦思状表情的瘦骨少年，已经被岁月堆积的肥厚脂肪所掩埋，而自信的笑意也不断地在脸上绽放。这个发现令我不胜感慨
——原来“不惑之年”已经悄然降临。屈指算来，当“中国绘画学”这个概念，以及支持
这个概念的书目及纲要的筹划，也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而将我的第一部书也算进来，时间
竟然有近20年了。并且，当年的那位倍受冷落的中学美术教师，也已经成为喧嚣的大学中的教授与研究生导师。
也就是说，我在“中国绘画学”这座“语言概念”与“概念言说”的山峦上，已经盘桓
了包括从弱冠到不惑的时间长度。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设置“中国绘画学”这个概念
的时候，更多地是感触于中国绘画的研究，一直处于“以史带论”，还是“以论带史”的争
论之中，间或出现的“中国绘画学概论”之类的书籍，则更多地是文学概论或者是艺术概论
的概念撤换与涵义填充而已。于是，这个发现令我不胜慨然，同时也意识到是一个学术的良
机。其实，更多地是少年的雄心将我带到了第一本书的面前：
一、《中国绘画美学》
如果说，从80年代上半期所完成的《中国绘画美学》一书，是我进入中国绘画学这个领地的第一个心理坐标与学术凭借的话，其中按照艺术哲学为思考的基点，我设置了有关中国绘画美学的基本系统。同时，将中国绘画的基本思想基础与儒道释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明确的框定，采取的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比较学的视点，以及民俗与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审核等等，另外的一个工作是，对于中国绘画美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独立的研究。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构组了中国绘画美学的基本系统。并且从词语到概念到范畴，建立起一个涵义的结构。一切概念都是被涵义所堆砌的。另外，就是特别注重了文化心理的“致动”作用。
二、《中国画论体系》
在《中国画论体系》一书的前言中，我曾经提到过，它的其中之一的功能，是将绘画理论还给“绘画”，这是一句极易被误解的话。一般人往往会以为这是针对“理论脱离实际”
状态而言的。但是，情况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甚至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所谓“还给”本身，一方面是从绘画的感觉体验与实际经验中，破译中国画论中那些精妙的感觉与表述，另一
方面，则是企图建立起中国画论自身的理论体系。而导致这个特别体系设置的不是一种先验
的框定，而是就中国画论自身流向所进行的捕获。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问题在一定的时代
中被提示出来，而在另外一个时代被淡化，那么，我们也就注定要在相关的情境中，建立起
讨论的可能性。这部书更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在中国画论时空的坐标点上，建立了一个开放
的体系。
三、《国画现代形态》
设置中国画的“现代形态”，其时间无疑是在20世纪，重点又当然地放在八九十年代。毫无疑问，在这个阶段，中国画的变化是最具革命性的。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从某种意义而言，横向的任何一种异质文化形式的进入，针对纵向的变化来说，都具有相当的革
命性，但是，判断这种“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又是另外一回事。于是，在这部书中，我们
更多的工作是放在了“纵向”的连接与“横向”的冲击双重作用之下带来的结果。因此，在
选择分析对象的时候，也就当然地在这些不同作用之下，所构建的问题核心。同时，理论
的意义也注定要成为潜伏的逻辑。由它而激发出论述框架，也就成为必然的依据。这部书最
有意味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将那些个性纷呈的画家，置身于同一框架，在相互的比对中，价
值昭然。
四、《中国山水画学》
这无疑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课题，原因在于我们至今未见到从纯粹的理论形态上，去把
握“山水画”的任何著作，所有带点“学”色彩的山水画论著，不外是“简史、技法”。仅仅不同于以上的论述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问题在于，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
我最终选择了将“山水画学”，返回原始，置于零度的做法。于是，我们回到了中国文化中最原初的“汉字、词语”，以及由这些东西带来的文化感觉。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意义在于，这些最宽泛的文化感觉，注定了一个最特别的开端。
接下来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于山水画与风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辨。山水画家从“堪舆家”那里得到了“风水之眼”，用“风水思维”去看待自然的结构，一切细枝末节都会遭到当然的忽略。
关于山水画的起源问题，我们也当然地摆脱了作为山水画史的“起源”的考据，而直接进入了观念形态。也就是说，它已经不仅仅说是“图式的演绎”，而更多地观念的设定带来的不同结果。
这部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改变了山水画与中国文化哲学之间的分裂状态。
五、《中国人物画学》
《中国人物画学》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无疑是找寻中国人物画的发生基点所在，于是，以哲学为基础，人对于自己的审核、以及这种审核结果运用，也就当然地成为人物画的观念基础所在。同时，与人物画密切相关的是“相学”的采用，画家通过对于相学思维的运用，迅速地进入到别致的表现之中。
这部书最有意味之处在于，也正是借助了哲学与相学，中国人物画家们发现了完全迥异西方绘画系统的独特体系所在。
正是由于我采用的这些视角的特别与研究方法的别致，于是，有的朋友提醒我，应当有
意识地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文脉系统。同时，他们也切实地指出其中所潜伏的可能性——这就
是当代的中国画研究，单从方法论上来看，基本上还不具备什么个性和特点，而没有风格的
研究也就注定了是一种因袭的工作而已。
我当然明白，尽管在“中国绘画学”的研究方面，我开始找到了某些独特的东西，但是，离完善这个整体的工程，依旧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尽管在前七本书中，已经有两位出色学者孔新苗和傅京生先生参予其中，他们分别撰写了《中西绘画形态》、《中国花鸟画学》两书，为“中国绘画学”的第一批书目的完成费尽才智与心血。同时，如果客观允许，随之而来的第二批七卷本又将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一个大的项目而建立起一个流派，当然是一位学者的梦想。不过，它仍旧需要多方面的成全。
从某种意义上，我当然是幸运的——当我的这些写作计划被河南美术出版社的黄思源社长所激赏，并聘我为这套书的独立主编的时候，我曾经暗下决心，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要以最出色的成果来回报这种信任的。也多亏了责任编辑张同标先生的责任心与热情，他曾经亲赴济南，与我面商工作计划，并且以充分的热情来进行敦促。也正是基于以上的朋友间友谊与学术上的信赖，才使得我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直至克服了今日难以想象的心理障碍，将这些工作圆满完成。
2001.12.16于历下蚰蜒岭/九重太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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