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鹏仁，大家都叫他葛先生或葛老师。在我的眼中，当北京的一批一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渐渐脱胎换骨进入当代后，唯有葛先生执着地留在现代作一个知识分子。

　　葛先生自欧洲游历数年之后，一直在中央美院创导教育课程应引入后现代艺术内容。幸而文化部试点的硕士研修班让他全权负责，使他能有机遇大讲后现代。但葛先生在推动美院积数十年教育方式不改的进程中却使他越来越像个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

　　初见葛先生是在去年焦应奇艺术中心的一次关于波依斯教育方式的研讨会上，他的瘦削的脸，凝重沙哑的嗓音以及神情庄重的气息，完全是美院特有的八十年代风格。

　　有幸深入接触葛先生源于今年参与葛先生的教育计划。葛先生在年近六十之际却在美院作出三十岁年青人的破天荒举动，允许班级内的同学可以不画素描不做雕塑，而是每星期请院内院外的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做后现代艺术讲座。他甚至把通县的流浪艺术家都请去美院上课。在中央美院的课堂里，自由策展人讲了他们策划的前卫艺术展和艺术思想，行为艺术家讲了他在北京从事的前卫艺术，批评家讲了应该如何操作艺术，等等。除了这个班以外，美院还不允许其它班的课程这么安排。各班仍然是日复一日的传统技法训练和永远不更新的艺术史教育课程。

　　葛先生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在与巨大的风车日复一日地搏斗。想想如果不是葛先生在美院数十年的资历，这种教育前途难测。自新教育方式（开办讲座）实施以来，葛先生在美院渐渐像个怪物，陷入越来越势单力孤的境地。很多同事有理由问，美院不教技法和传统历史教什么，而葛先生说，教思想。中国的美院体系数十年来从来不教学生思想。中国的许多艺术家就像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从来除了搬用西方艺术形式套用中国题材外，基本上毫无创意可言。教会学生一种思考艺术的能力，是做了一辈子教育的葛先生的毕生梦想。

　　我不知道葛先生是如何会喜欢上后现代的，又拼命告诉别人后现代是什么。反正葛先生本人一点也不像个后现代主义者。在研修班历经千辛万苦的展览汇报研讨会上，葛先生仍然用低沉、凝重的声音叙述开办研修班采用新实验教学模式的艰辛历程。说着说着，葛先生眼圈一红，微颤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顿时全场北京著名的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们都呆呆地看着葛先生，几乎静默了二分钟之久。

　　事情起因于展览的一段插曲。研修班的同学们都做起了装置艺术和Video艺术，其中一个同学用猪肉皮缝制了一个巨大的肉飞机放在展厅中央。美院领导展前检查认为不合适，责令将作品撤除。葛先生固执地在现场和院领导理论了一番。

　　院领导以不合卫生为理由很后现代地了这件可能令美院尴尬的"事件"。而葛先生却为此事愤愤不平，逢人就诉说，见人就理论，说着说着就伤感、忧国忧民，心情沉如泰山，许久不能复原，仍然表现得像个负有使命感、道义感的可爱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

　　这种方式的知识分子在南方已经很少见了。在南方，知识分子必须放弃一些八十年代的性情才可能投入市场，加入社会交换。但在北京的一些出版社、大学或研究院，你却还能看到像葛先生那样的顽固坚持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性情的知识分子。也许是北京的这些国家一级机构和权力空间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社会转型时期基本的维护自尊和生存的条件，构成了这个纷乱、祟尚妥协合作的九十年代里一个小众精英群体的保护膜。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希望这个群体不要消失，何必每一个人都像周星驰那样无喱头呢。

　　事实上，我发现葛先生受到尊重和喜爱并不完全在于他那不苟言笑、庄重凝重的知识分子外表，而在于他的可爱的另一面。有时候，同学们觉得葛先生天真地像个孩子那样任性；有时候，同学们又觉得葛先生像个老太太似地唠唠叨叨。

　　"肉飞机"事件后，院领导为他当天的工作态度向葛先生抱歉了一下，但葛先生仍然不依不饶跟人反思这个事情反映出的美院的问题，全然不顾我们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息事宁人的时代精神，俨然一个老顽童。就这一点来说，好像葛先生要比我们这个老成持重的时代的大多数人要更后现代一些。

　　在一个中央美院毕业以后的七十年代生艺术家的展览研讨会上，我忍不住提出了一个判断。我说，我怎么觉得这一代人比他们的上一代人变得还要老成世故，缺乏青春气息和理想主义气质。我看不出这跟赚钱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必然联系，很多问题还在于我们教育本身。

　　我希望葛先生不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们就像一个时代的一道风景。当这道仅有的风景都被迪斯尼乐园取代后，那么我们的成长会因失去应有的启示而走倒退。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延续一代一代人的思想能力和信念，只有这样才会有创造力。葛先生即使那么在世纪末追赶后现代，其实也不那么"后"，他只是一个最后的现代主义者。

　　葛先生说，办完这个班以后也不准备再弄了，我相信葛先生只是说说而已。


　　葛鹏仁简历

　　教育革命主要是思维革命--葛鹏仁先生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