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iot: 上下东西
许多年来，我在西方观望东方。在英国牛津的二十年，作为当代艺术馆的馆长，下面的五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当代艺术馆。现在风水翻转，作为东京森美术馆（明年十月开放），我会在一个逆向的视角开展工作，在东方看看…….哪里呢？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日本方面选择一个外国人来担任这个敏感的职位？是不是帝国主义的背面，或是逆向的异国情调趣味。不，事实要比这有趣和复杂许多。
当然，新得博物馆要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艺术，也要做好的展览，这不言自明。日本已经有许多优秀的策展人和杰出的博物馆收藏了。但是仍有缺失。你可能会说这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而且你可能是对的。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馆都在寻求重新定义他们的角色和文化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在日本的情形之下真正缺乏的是对当代文化的严肃讨论和这种讨论对社会的意义。为这种“大讨论”创造环境是我们新博物馆的重要任务之一。
地处东京中心，博物馆会是都市的，国家的，世界的娱乐中心和新想法的发生地。博物馆必须做好传达调节和教育的准备。所以，我会着重于阐述当代文化研究对博物馆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之下，不论博物馆身处何方。
1. 视角
西方乡村音乐是智慧和心灵安慰的源泉。在它有时甜蜜的情趣里，可以发现不少真理。
但是乡村音乐并不局限于西方。导演Aki Kaurismaki描绘的歌咏牛仔可以生活在想象的丹麦列宁格勒里，正如在德州和蒙大拿。在世界各地的酒吧和牧场里，在曼谷，在西贡，在东京，奈良都可以看到唱歌的牛仔。做牛仔是梦想成真，仿佛微风轻拂身心。Lee
Hazlewood唱到：“我已经颓废这么多年，如今颓落也似高飞……”。生活也许真的如此。
在我们都潸然泪下之前，我应该先承认我并不是要哀悼当代文化的悲惨境界，其实我是要赞颂当代文化，以期引起您对视角的注意。上下东西，看似有关，但并不这么简单。其实一切取决于你的位置和每件事物的发展方向。
东方乡村音乐，与西方乡村音乐不同，有它独特的原则和混杂性。年青的瑞典人Jonas Anderson，是泰国最红的乡村歌星。他独自一人让泰国本土乡村音乐在让位于西方流行音乐之后又流行起来。他的歌迷主要是女性，年长的人也喜欢他因为对他的歌既有异国情形又熟悉。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朝鲜歌星Keye
UnSuku唱的是Enka，一种日本本土乡村音乐相当于乡村音乐。她的歌声充满了失落感和不息的爱情或者Daniele
Vidal金发碧眼演唱日语的流行歌曲，在日本他远比在巴黎由号召力。
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没有单一的事物，没有简单的事实。这很自然，这就是生活。
其实事情例来如此，从未变过。如果不是6世纪的中国艺术对日本强有力的推动，文化和宗教远非如此。如果不是欧洲艺术家二战后涌入美国，纽约艺术流派可能都不存在。同样的，没有非洲面具和
头像，也不会有立体派。逆可以说多元文化涌进了一个真空。它向各个方向移动，上下东西，但是有时这种移动和帝国主义和它的忠实的奴仆异国情调混在一起。但是他们非常不同。文化的挪用与权力无关，而更取决于艺术家的选择。他们不需要理解挪用什么，这不是问题。在挪用中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所作的选择，过渡和情景。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有我们的背景所决定的，我们的视角，也决定了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向，距离清晰度和我们视野里的内容。
我可以给你一个实际的例子：
想象你走过画廊，墙上有画，地上有雕塑，很远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模糊不清，近了以后会发现视野变得清晰了。也像消逝了，但你可以看到细节。如果你回头走，就会有相反的体验。你的视角变得宽阔，你看到的东西却模糊了，你的眼睛在雕塑上停留，但它的形象从每个角度看上去都不一样。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例子。假想你可以穿越时间，每走一步，未来就会变得近一点。当你转身一望，你的过去就已经消逝，为其他东西所替代。过去就和未来连在一起，不可逆转。这个活跃的空间里允许各种观点，有不断变换的现在，到不确定的过去，还有有待确定的将来。
文化空间就是如此——既不可分又有活力，既复杂又变换。它既可以丰富我们的娱乐和思想，也会增加它的复杂度。当然，有的人喜欢生硬的转向，一无转变。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才可以定义价值观。
2 权利
金钱价值和文化价值深有不同，但他们有时互相重叠。不幸的是，当他们被混淆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可怕的误解。
市场帮助我们界定金钱价值，但却只能确定很少的文化价值。
历史依赖于特权和价值，而身份根植于历史之中。“身份”没有半点自然之处，正如历史。它是一个构架。在实践中，历史只是通常很有选择地被描述，从而支持现实中的某些观点。
但有些人有些艺术没有历史，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势到被书写的特权。
我们知道现代性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和理性主义息息相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整合过程中，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和发展的优势。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核心。在这种时候在权利结构的情形之下，文化的自由流动很容易被误解为“拼贴”的自然状态，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剽窃和借用。被殖民化的他者变得不再自然。
在人们眼中，“拼贴”没有文化身份也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形而上的意义。时间一次次地证明“拼贴”只是拾荒者拣桌子下面的破烂而已。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开始担任博物馆长，这种对文化传播的偏见仍然在艺术世界颇有影响。虽然“先锋美术”沸沸洋洋，整个艺术系统显得狭隘，市场至上和极端保守。许多公共机构失去理智，整日和艺术商人和收藏家纠缠不休，以期更多的赞助。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不再显得有营养功能。玻普艺术过时了，油画和后现代主义是新的热点。每个人都要证明他们很hip,忘却旧的拥抱新的。毫无疑问，许多好艺术油然而生，我对时尚并无异议。不满的是公共机构现在和市场离得太近，以至于他们已经失去了必要的职业距离和独立精神。
艺术没有问题，而是体系有问题，以及体系带动的视角和权利机构。这让我确信在世界各处都有好的艺术，只是我们不知道也看不到。所以我决定创立一个系统来赞礼文化而不是市场。这个机构应该有勇气和自立性，可以超越现有的成见，为新的研究做准备，也为自己。
二十五年前我已经开始寻求和发展各种容纳更广泛内容和质素艺术作品的项目。欧美之间的金三角仍然有它的位置，但是必须在更广泛的观念之下讨论当代艺术才有意义。
3 艺术
我早期做过的展览包括1982年的“印度神话和现实”，“重建日本1945-65的当代美术”，“进入生产：苏联前卫艺术中的针织品和瓷器展”1985，“中国当代艺术”1993，“阿根庭艺术”。这些展览战士了特定文化中被现代艺术话语遗忘的部分。其他展览还有“南非艺术表演1990，”“静默的力量：中国新艺术”1993和一系列的展示当下艺术的个展。
这段时间里，在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和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二战以来的冷战思维随柏林墙的倒塌和布拉格的开放而寿终正寝。
同一时间，同一方式，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和民主选举也为殖民主义敲响了丧钟。这些及时的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没有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和对权利和文化新的视角的条件下，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来，我们好像又重新经历了欧洲在18世纪末叶在思想文化技术和政治方面的巨变。虽然时空变得渺小，容易管理，不同的政治经济的途径和解决方法也在实践之中。以前很确定的很多事情却变得不在那么确定。
随着这些障碍的倒塌，随之而来的是重新排列和重新分组，艺术语言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直线条简单转折和狭隘的现代主义的阶梯化而变得更加具有现代性，更加开放。如今对现代性的定义更加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艺术品会不会为市场所接受，而是它是不是“好的”。这样的考虑也伴随着艺术家和评论家在90年代以来对审美，思想和文化更广泛的兴趣。
这些想法就是我当初在斯德哥尔摩的工作的要旨，并且在东京继续进行。其中一些项目分析新的地理政治对艺术的影响，比如说“墙之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的艺术和文化”是1999年组织的一个巡回展览，同时也有研讨会和吐露。这个展览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展示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在前苏联和柏林东区出现来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我们想知道究竟什么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不是“好”。为这个项目做的研究，有3个策展人加入，包括我本人。我们行程涉及22个国家，尤其着重收集资料和观览作品。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无法料想，参加展览的作品来自所有的这些国家。我们并没有试图在地理上有代表性。但是最后，我们展示了来自所有国家的作品。我们发现，关注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是有价值的。
眼下一个类似的展示非洲当代艺术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这个项目是由森美术馆，伦敦的Hayward
画廊，和杜塞耳多夫的艺术宫美术馆发起的。
这种大型的展览有重要的地理意义，因为他们可以重新为由于许多原因而被公众忽视的不同地区和大陆的艺术正名。在我们的媒体世界中，灾难地区比如说巴尔干群岛，高加索，部分的非洲撒哈拉地区没有文化只有苦难，而苦难通过对人的非人待遇而自我滋长。
我们必须记住艺术描述一个象征的比喻的结构化的领域。他和真实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但并不等同。它与生活有关，与生活平行。艺术就像一个实验室，输入的是生活经验，而且必须是有独立意义的生活经验。这种实践赋予艺术自由和意义，但是自由有时候是可怕的。
因为只有当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你才可以感觉到它的重要。它不是绝对的，它可以向前或向后发展，而且我们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检验，否则它就会消逝。
这种检验似乎是艺术在社会中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艺术机构的基本任务，因为艺术是其他基本人权的典范。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的责任就在于调节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必须相信当代艺术在社会中的功能在于它活跃而有建设性的社会位置。这对当今的日本尤其重要，因为在日本本土，在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使在国际领域中更多的自由和参与成为可能。森美术馆和整个Roppongi
Hills项目的基础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都关注新视角，新技术和新的生存体验。
现在我要简单描述一下两个大型的展览计划，1998年的“伤痕――在民主和当代艺术的重建之间”是斯德哥尔摩的新馆开馆展览；“快乐――艺术和生活的幸存指南”是森美术馆的开馆展览。这两个例子帮助演示我刚才的陈述。“伤痕――在民主和当代艺术的重建之间”的中心要旨是：艺术通常产生于生活和艺术的分裂点，片化，压抑，甚至是需要是痛苦和对这些复杂性的表达。
圣经故事中圣托马斯的故事的比喻在进一步就是在检讨美术馆本身的角色。当耶稣复活重新出现在圣坛之上，托马斯怀疑这是否是真的。只有当他把手戳进了耶稣身上的伤口里，他所认知的和他所感受的才被
完全的转化成为一种崭新的体验。所以经验改变了他。艺术馆提供的就是对艺术的新的体验。只有到艺术馆去，直接体验在那的艺术品，用你的视角去贴近他，你才能知道艺术是什么。展览的最终意旨是要集中探索集体和个人的张力，艺术和精神之间的关系，正如艺术家们有技巧地在民主和重建的梦想和理念之间长袖善舞。
“快乐――艺术和生活的幸存指南”是着重探索当代艺术怎样介入社会和个人的崇高理想。它探查快乐的不同方式，调整来自亚太，欧洲，非洲和美洲不同态度标准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不管我们来自何处，快乐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但是它经常显得不可捉摸难以描述。这个展览着重于4种快乐。“天堂：这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快乐是基本人权。
涅盤：指的是形而上，超越和崇高。欲望：对情感和物质满足的需要。当然这种满足很难达到。最后是和谐”，是一种平衡感，让我们在真实世界中得以生存。
通过这些想法和在这种想法下面组织的展览，当代艺术对当代文明富有活力的实质行的意义就会得以发扬。如果我们做的好的话，不仅会在东京日本和亚洲回声震震。而且会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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