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走火入魔的〈收租院〉》的？
　　彭德：去年5月份我到四川美院考察，俞可约我为《当代美术家》写篇文章，议题是有关《收租院》的官司。我说能不能畅所欲言，他说可以。我在稿件的后面特地加了一句："本文可以不用，但请勿删改。"最近听说他为这一期编辑工作写了一份检讨，我也想顺便借此机会向俞可作检讨，不该多加一句话让他为难。我的文章的主要篇幅是批评蔡国强。蔡国强很有潜力，但被炒得过火，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作用是淬火。淬过火的铁才能炼成好钢，经不起淬的就自然熄火。

　　问：对于你的文章所引起的关注，你是怎么看的？
　　彭德：这篇文章脱稿后，我预感它会引起某种反响，曾想改投别的刊物，因为大学的院刊大都没有读者。川美封刊，造成了悬念，由小道消息和个人意见形成的非学术氛围，有助于解开一些死结。如果公开发行，反而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事不会对我内心产生干扰。文革初期我还是学生，就因为好说真话而被贴了一墙的大字报。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大风大浪，这次被压稿只是件小事。惟独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高名路的批评文章。高名路要到四川美院工作，本是好事，但用这种文章两面讨好，就很失策。因为凭他的博士身份，在国内不难找到工作。我调西安美院时，便建议学院请他当客座教授，方案还放在院长身边。高名路为了论证文革美术合理，声称文革是大家共同参与的运动，都真心地投入了感情，因而象《收租院》这类文革式作品，作为真情实感的表达，不能随便加以否定。他说他在文革期间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时流了泪，以此表明这行为就是共犯。这个检讨并不具有共性。比如当年和我一起到北京去看热闹并沿途旅游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也哭过。有个同学因为偷窃，受到大家的唾弃，故意挤到班长的身边痛哭，表示赎罪；另一个同学尿频，广场内没有厕所，又不能离队，蹩湿了裤子，羞愤地哭了。当时上十万人窝在一块，很多人回忆时都说流泪属于刺激反应式的生理现象，带头哭泣的是信徒，还是小偷，或者是湿裤子，很难确定。虔诚得不去流泪就不行的人不多。其实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用共犯这个词将事情作平面化的处理，连文革时期的认识水平都没有达到。当时曾流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内有帮的说法，真正的共犯只是少数。一些人同另一些人呆在一起，不会共犯而是共而不犯。否则就无法解释，同样是这批中国人，为什么文革一结束，中国很快就沿着同文革相反的思路变革呢？退一步说，即便大家都是共犯，也不能表明参与者无权反思。中国人习惯于为既成的事实捧场，甚至不惜指鹿为马。用共犯来界定一场复杂的事件，用一把泪水来论证《收租院》的合理，十分离谱。高名路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说穿了同五年前我的两篇文章有关。我有一篇《关于新潮美术的检讨》的文章，行文时因为采录了一位画家失实的传言，说他同朱青生不合。他在背后骂我的文字被公布后，我写了《人格批评不能废黜》。文章是写给美术界看的，首先是写给高名路看的。在海外一向关注中国艺术动向的高名路，对此一直表示沉默，却在《当代美术家》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定论时，突然发表这篇旁证博引的大作。难怪细读过文章的圈内人对我说，高的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果真如此，我的那篇谈人格的文章就还没有过时。

　　问：因为你的这篇文章，2000年第2期（总第19期）《当代美术家》暂停发行，你认为这当中是否存在艺术判断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彭德：关于艺术判断，审查部门的判断标准应该宽泛，个人的判断应该具体。我反对艺术中的暴力化倾向，同我的视觉心理有关，也同我对文明的看法有关。我的文章表面是对文革美术和旧式前卫的批评，其实是对人类文明史和艺术史的宏观检讨。我希望看到一种非暴力的艺术形态。我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既不是爱因斯坦，也不是弗洛伊德和其他什么人，而是一些和平主义者，比如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拉宾。不幸的是他们全都死在暴徒的暗器之下，可见很多思想者对文明的前景表示悲观，不是没有道理。我的几篇短文固然不能推倒这种病入膏肓的传统，但却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附录（彭德随电话校对稿加的附文）
人格批评不能废黜
致朱青生（摘录）

青生兄：

　　历史是由事实和印象形成的。高名路同你的关系是否正常，你陈述的是事实，我陈述的是印象。你披露了事实，我和一些人的印象就是假的。不过不能由此而否定我的批评宗旨-对批评家人格的品评。

　　在你出国之前，你我在美术批评上都被视为是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的。你所作的"彭德的这篇文字是秉承传统"的判断，意味着我对自我的反叛。人格与学问相提并论固然是一个传统话题，但并没有过时，当年也没有成为新潮美术抨击的对象。你在《江苏画刊》上澄清事实，表明你对人品的重视；你在年初给我的来信也写道：

　　贡氏也关心中国艺术，但只关心中国书法在"一条线表达内在感情"这个介于技术和艺术之间的问题，对于中国艺术中关于人的行为(画画也是一种行为)自我(指人)超越、自我成长和实现的价值几无所知，而许多现代艺术家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点，才将现代艺术发展为在"计算机-机械-专门化社会"之中惟一维系人的自由精神本性的机会。
　　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不仅仅是艺术创作者的目的，也是批评家的目的，而对人格的品评，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价值观转换的当代社会，在学术流派与批评模式大混战的当代艺坛，强调对人格的品评，固然不是一件使人享受世俗荣耀的快事，但却是紧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藏有圣人意识，这并不可笑，可笑的是靠自我粉饰和他人抬举来树立一个冠冕堂皇的形象。只要换个角度，把人看成是还没有走出一个地质年代的野兽加天使，把当代人生看成人类发展的早期形态，就没有必要惧怕批评。我们每一个行为都面临着人格的考验，我们每天都可能犯错误，我们的人格档次应该借助于批评来形成，而批评对象通常都是各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或头面人物。

　　对人格的品评旨在形成共同的社会舆论，这在文字学上即可找到直观地解释：三口为品，表示舆论。删去上面的口，就近乎骂；删去下面的某个口，就流于吕。口对口的吕只能是恨或爱，即咬和吻。清人徐灏《通俗篇·妇女》："《元池说林》：'狐之相接也，必先吕。吕者，以口相接。'按：此传奇中猥亵语。"因而，失去了一端，只能与狐群为伍，可见人格品评的重要。

　　不过你要想做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真实地面对世界，你就可能没有朋友。当然这也无所谓：朋的本义是钱，引申为勾结；友字在甲骨文中象手牵手，引申为同志-志在朋也。没有了朋友，就是自动销毁了名利场的会员证，进而带来的"坏"结果是什么呢?清静。

　　在古代，批评同僚可能遭到围攻，如王安石；也可能引发杀身之祸，如嵇康；批评皇帝则必须事先准备一口棺材，如刘魁和海瑞。即使是老师批评学生，如王时敏对王翚人格进行批评，也只能秘而不宣地在家信中发表。公开而及时的批评比私下的和死后的批评，对于当事人和旁观者本来更有价值，由于人类不愿就此形成风气，人格也就只能在升华与堕落的自然状态中浮沉。我相信，忽视人格的批评和忽视人格的艺术，对于人类终究是荒谬的。当代之域中尽管已不是独夫民贼的天下，但对同仁人格的批评至今仍然讳莫如深。美术界的文人在沙龙清谈中，指斥人世间的罪恶无不义愤填膺，轮到清理自己却渴望例外。中国文人倘若都是和总是奉行这种双重标准，这民族也就无药可医了。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是一个走向伪善的过程，批评对这一过程多少能起到抑制作用。批评是批评者的一种自我净化，同时也试图影响净化者心目中值得净化的人物。对不愿自省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表示沉默；但我认为那些自始至终不愿净化而又企求有所作为的伪善者，就难免步王伦的后尘。

　　从美术的形式、题材、内涵、趣味、观念的解禁到今天，我们的批评一直没有正面涉及美术家的人格。当代批评回避对人格的批评，固然有着种种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但毕竟是不正常的。人格批评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整齐划一的人格模式，不是为了回到旧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去。旧道德中种种不道德的规范-比如扬善隐恶而导致社会的伪善，正是人格批评面临的对象。人格批评旨在追求人格与艺术、人格与批评的和谐，增强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建立批评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健康的人际关系，改变艺术外在于人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的现实，从而促进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这一思路，不知你以为然否。

199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