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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在任何一位法律工作者看来,这起纠纷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可能要大于纠纷本事,不光是当事人双方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也不光因为《收租院》作为我国当时的艺术代表作,在整整一代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随着当代艺术以及国际文化的日益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重新审视法律和艺术发展之间的差异,对以往的规定以及法理进行认真而深入的研究。通过理性和理智的讨论,促进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并使法律成为文化的保障,而非思想的禁锢。
栗宪庭
这个问题非常可笑,,在当代艺术范围里不构成侵权的问题。前前后后我接触过塞曼和蔡国强这两个人,都比较熟悉。我和塞曼在很多年前有合作的经历,我有一个谈话录音,他说七十年代的时候,他做卡塞尔文献展就想邀请收租院参加展览,这一次他还是想。他在98年的时候来到中国,我们俩见过一次面,他和中央文化部谈了,那么最后呢,还是因为政治原因,不能拿出去。我说这次双年展如果还想再把这件作品拿出去的话,我可以帮你的忙。我能找到复制品,四川美院有一套玻璃钢仿铜的复制品。德国有一个教授,从60
年代到现在一直在研究收租院。塞曼也是这样,他说他去找钱,再找一个场地,想展出这件作品。到1998年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和蔡国强、徐冰在一起,当时塞曼也在纽约,也在谈这件事,能不能促成把这件作品再拿到西方,因为收租院毕竟是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作品。后来我离开美国回来以后,听说蔡国强做了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件作品可以说是塞曼和蔡国强他们一个共同的观念艺术。另外,就是这个大奖,2000年奖,也不仅仅是颁给蔡国强这件作品
,威尼斯双年展颁奖是根据艺术家这几年的表现。在当代艺术里面,蔡国强是中国的艺术家里面最活跃、最走红的一个,他转化了中国很多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的观念,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国外非常重要的展览和博物馆都有他的作品,他红的程度远比中国电影界陈凯歌、张艺谋红。我就介绍这些。
汪建伟
看了报纸以后,我同意栗宪庭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们对问题老是爱宏观地谈,大家把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好象很迅速地把它扯到一个普遍的、法律的、民族的这种大问题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蔡国强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学术内部的问题,比如挪用,或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思想资源和美术资源能不能和当代艺术之间建立关系。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四川美院认为自己拥有的权利能不能被他人挪用。第三个问题可能才是法律问题。我们今天可能应该谈蔡国强的这件作品和当代艺术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应该把金奖放在威尼斯双年展来考虑,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是不是可能就不构成这样的冲突。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谈谈,其他问题就和这个作品没有关系。我觉得现在文化生态环境恶劣,这个恶劣的感觉就是说只能有态度,你支持还是不支持,除了态度以外,你没有办法对这个作品本身作出平等的、一种艺术本身的交流,而且我觉得这样的问题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明显,而且事情发生在国外,那么除了一个艺术以外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民族情绪的问题,东方和西方的问题,我们把问题说回来其实很简单,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谈作品本身了。法律的问题和这个作品好象没多大关系。
刘骁纯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可分开来谈,一个问题是到底它侵不侵权,一个是在艺术上这样使用,是否应该得到批评的支持或评论的支持。我想作为艺术圈,更主要应该谈的是艺术上的问题,因为我想这个事情一到法律的圈子,我们可能都有点儿半懂不懂,那么这个东西呢,确实是由律师或者司法界他们去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件艺术品,如果它因为这一点儿与法律有冲突,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现代艺术当中有些东西,从艺术的角度看到了一种合理性以后,他就一定要去做,做完了以后,如果法律有冲突,那么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在法律上,他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另一种,法律过了一段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内部调整,给艺术创作一个更大的空间,我觉得这些就不是我们能够说清的问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这样做有没有他的合理性,因为会上发的文章就有关于挪用的问题,我想不直接谈这个问题,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因为我看了费大为的文章里面,他谈了一句我是比较感兴趣的,他说蔡国强是对原《收租院》的一种引用和解释。我觉得这比较准确,就是他还不是直接的挪用,也不是简单的复制,那么说的复制和搬用好象跟这个作品的实际的情况有点儿不吻合,因为我看到了蔡国强他自己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作品在展出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做,做的过程当中,又一直在换,也就是说他使用的泥是比较粗糙的泥,在做到后面的时候,前面就开始干裂,那这个东西呢,当然跟四川美院所说的他要以此为盈利就根本不符合了,他这件作品,因为材料的问题很难长久收藏。那过程的本身,我想可能是蔡国强这件作品它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说不是直接的搬用,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他是转换一种方式来引用原来的作品,但在这种引用当中,我想蔡国强(就是我对他的理解呢,就是跟他的接触和对于我们周围的这一群艺术家的理解),他绝对不会对原来的《收租院》抱着一种非常蔑视的态。蔡国强说他小的时候,在文革当中看了《收租院》的时候掉了眼泪,我想这是真的,因为当时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它本身不是一种复制,更重要的是一种引用,也就是在另外的一种文化环境和艺术环境当中的引用。另外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作品中有一些走马灯,走马灯是不是就是民间的这种东西,介绍说都是现成品,就是说现成的走马灯直接买回来搬上去的。我想这里头是有蔡国强的想法,因为从他历来的作品来看,当他搬用一个东西,他有很多很复杂的想法,就是处在西方这样的环境当中,去搬用中国一些传统的材料,会有他所遇到的身份上的问题,他会有一些想法,我想这里头是不是就有一种风水轮回的概念在里头,这个我不敢肯定。然而更重要的不是他想说什么,我想从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说,我看了以后有这种感受,就是说当一个东西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引用,或者是在另外一个时间引用,引用之后又转换了一种引用的方式,那么在这个时候它的原来的意义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本身,就是他表达的轮回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观念。
所以我想就艺术角度来说,或者说从艺术批评的角度,也从法律的一种态度来看,我觉得他这是合法的。我讲这个合法不是跟法律上的合法没有关系。从艺术发展和艺术创作的角度,他应该是合法的。因为如果这要是称为侵权,那么杜桑是第一个侵权的。因为他首先是侵了做尿壶的人的权,而且绝对没有超过设计尿壶这个人绝对没有死了50年,这就是当时的作品,所以他是第一个侵权的。我想我就先说这些吧。
栗宪庭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我觉得包括侵权这个问题是虚假的问题,这里面最后隐藏的实际上是一个情绪。实际上,国际在开放,中国参加了一些国际展览,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西方的策展人不可能对所有的方面都清楚,欧洲也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接纳多元文化,但是他不可能对每个文化都那么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个偏差,会以他自己的眼光来挑选作品,出现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一参加国际展览就想"奥利瓦能不能救中国",谁这样去救,你总得要参加嘛,你只有参加了,才能够逐渐的找到这种互相理解的途径,要逐渐的克服这种偏差。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想得太严重了,我觉得这背后不仅仅是从社会的角度、新闻界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侵权与不侵权,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背後实际上隐藏的是另外的一种对这么多年来中国开始走向国际这里边的一种情绪。怎么正确对待这种情绪,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包 泡
我接着说一点,看来复制这个词并不确切,从学术角度来讲,骁纯讲的引用和挪用是现代的艺术手法,我觉得这样才是确切的。那天明贤电话里跟我一说这个会,我就想《收租院》这个问题引起了国内美术界和学术界这么广泛的关注,是好事。前天朱青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想那篇文章写得挺不错的。就是说我们从80年代初到现在,是十几年,不到20年,整个从农业文化形态一下子进入到了网络时代。我们在文化艺术领域、审美这个领域,还用传统的一种思维和审美来看待现在的网络时代的一种精神和文化,这个扭差、误区和偏见大得不得了。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情绪,甚至还有更偏激一点儿的情绪。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认为主要就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差距所造成的。当前,我们民族发展得太快了,经济发展得太快了,今天中午听说湖北要搞光谷(不是硅谷)。昨天《北京青年报》介绍关于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以后,经济发展出现的偏见和误区等等,主要是观念问题引起的。参加这个会的就我做过《收租院》(1966年),在故宫里面,做时还住在那个夹道里。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属于罗丹那样的一种思维手法和观念,几乎是一百年前的观念了。所以蔡国强现在这个作品,我想我们雕塑家大概可能还是要闹一点儿笑话。我这个年龄的人这几代人都接触,而蔡国强春节回来的时候也和他聊了聊,也谈了谈,《收租院》我也做过,所以我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我感到了当前我们经济的巨大发展,这个民族走向了一个世界的舞台,它的文化也要走向世界。可是我们生活的物质财富已经都是现代的和国际接轨了,但是我们的审美里头呢,还大量的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形态,这个方面表现得特别多,前两年大屋顶还火得不得了,长安街到处都是,现在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像金庸这种类似明清的章回小说又被捧得高得不得了,本来章回小说加一点港台的言情,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商业文化,可是现在也把它抬到很高的位置。京剧呢,本来在慈禧太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完善了,四大名旦、四小名旦,每个村子里面都有一个舞台,可是现在呢,还要如何如何,这个都和网络已经不贴边。,所以蔡国强的问题,如果说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这个问题。至于法律上的问题,上海的律师已经出来说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但是正如骁纯说的那样,要从学术和文化这个角度来看,和所谓的什么侵权都不贴边,这是没法想象的事,我就说这么一点。我想这件事情展开很好,新闻界有的一部分人就希望把这个当成一个热点、一个卖点,大家要炒,这个是新闻界是正常的,但是新闻界如果对待当前的文化没有一个完整的观念、观点,那肯定是胡炒,越炒越热闹,而且用了很多的词汇,甚至带有人身性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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