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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艺术与传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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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互动：21世纪的艺术与媒体
研讨会纪要
文：杨应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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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更应学习新闻专业领域的东西
朱虹子（《艺术教育》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文化报》记者）：我想代表媒体谈一点感受。现在我们媒体面临的一个环境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艺术家和他们的代理人现在有意识要进攻媒体，说白了是要收买媒体。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些有思想的人物要用他们的观念来引导媒体。这可能只是一个过程，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弊端。
我们媒体从业人员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素质？我们媒体的朋友第一次讨论筹办今天这个活动时，达成共识，认为大家确实需要学习，需要和艺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但这种学习是把我们的编辑记者送到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培养呢？还是以别的什么方式使我们明白怎样选择，怎么写作？这个呼声近几年一直有，但现在看来非常不成功。前面梅墨生先生提到的文章就是典型的学习的结局。因为他们学习了一些专业人士的写作风格，才变成了这个样子。媒体的从业人士，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士，学这种东西，其实可学可不学，在于自己。我们更应该学习的是大众传媒新闻专业领域的东西，即如何做好传播。头脑里想得更多的不应当是如何伺候好被写的人，而应该想到自己的受众。这方面我们普遍做得不够，也难怪艺术界和艺术批评界对我们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我过去对大众传媒有一种印象是千篇一律，其实这种现象也来源于艺术批评界。很多报纸上的文章读起来和专业杂志是一样的。我不是批评艺术批评界。艺术批评界的很多优秀人士写的少，而二流三流的撰稿人写得多，所以造成现在很多"专业媒体"（美术类杂志）上的文章影响了报纸等公众传媒的文风，还发表了大量他们的文章。结果就造成了千篇一律。媒体实际上更需要的是创造性和独特性，应该考虑自己的读者。
我认为，我们的传媒有些文章确实不错，是从传媒的需要、读者的需要、受众的需要出发的，这样的东西是媒体真正需要的，也是能真正达到互动的东西。千篇一律的东西，读者不看。这几年艺术界看中了传媒，也是看中了传媒的大众力量，这种力量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编辑记者的创造力和创造性劳动。这种努力实际是植根于新闻的规律的。另外，有一句题外话。我很欣赏《艺术世界》所做的王朔的那篇文章，我觉得社长也没有必要道歉。王朔先生这篇文章，其实有他的背景。据我所知，毛泽东说过"齐白石、陈半丁之流也只会画一点草虫而已，人物根本不会画。"他也是一家之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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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是怎样流动的？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我感觉大家都在表态。如果只是表态的话，讨论会就不会有什么进展，这也是目前讨论会中的问题。既然这样，我也就继续表态。我们谈媒体与艺术，实际上是谈媒体--商业--艺术；媒体--教育--艺术；媒体--批评--艺术三重关系。单纯谈媒体与艺术无法展开。还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忽略了，就是金钱是怎样流动的，这是最关键的。其实上面说的三重关系，严格说来都不是公开的、可以彻底和媒体结合的（可"曝光"），至少有一部分是半地下的。学术界的讨论也是半地上、半地下的，并不完全是公开化的学术讨论。这样的文化状态下，我们怎么讨论一种完全公开化的关系呢？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高级学者们，根据中国公开发表的统计材料，怎么能懂中国呢？怪不得美国对中国的预测总是不准。美术的制度，或文化的制度，是不是完全公开的？似乎大部份好的展览都是半地下的，并不是合法公开的；饭桌上的评论，常常是比较真实的，但在很多刊物上看不到。没有一个公开的状态，怎么会有一个运行有效的制度呢？金钱是怎么在这个制度里循环、分配呢？哪些是应该分配的，哪些是不应该分配的？这就成了问题。艺术界是这样，媒体的合法公开性又怎样建立？怎样决定什么人该上不该上？"大师"的合法性又是谁来论证的？
在中国目前找一个很准确的表都很困难。按道理，学术应该是一个最准的表了。可是大量的学术评判机构本身就是非法的，专家的确定也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在这种半地下的文化关系里，都要倒文化时差。只能说某些人很幸运，被媒体或某一个学者看中，或是进入了市场，这全是一种幸运关系。象北大这样的学术机构都开始乱了，不少学术骗子现在都做教授了，没有原创性，连学术基本功都没有。文革时期、80年代都没大乱，到90年代就彻底乱了。因为教授的评审制度是不合法的，著作的评审制度也不合法。再比如说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长江读书奖的评奖。有没有人文史哲全通，能进入任何领域评奖？长江读书奖的评审机构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模式，认为这些人什么都懂。一些好的学者得不了奖，因为评委读不懂他的东西。让化学家来评诺贝尔文学奖，让文学家来评诺贝尔化学奖，不就完蛋了吗？按道理，学术应该是合法公开的、公开讨论的。现在的学术也快变成江湖医生了。病也看不准，也不会下刀，只是在收费。
媒体凭什么选择报道对象？商业机构凭什么包装某个人？教育为什么要推介某个人？标准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没法谈。这是前提。现在大家老不在一个讨论会上说话，不是对话。好象这个人说话是回答上一个讨论会上的问题，那个人说话是为了回答一个纽约的问题，全是在交叉。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感想。别的问题我就不提了，因为我去年提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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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媒体参与有政策导向作用的工作
张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我从操作层面谈点感想。我很欣赏今天研讨会的题目，我感觉21世纪的艺术应该是精品力作不断出现的时代的艺术。媒体由于其特殊的功能，负有重要的使命。这也是我这些年主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中，特别是在举办上海艺术博览会和亚洲音乐节等活动中，一直特别关注媒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前不久，我们举办《刘令华国粹油画展》，有媒体报道标题是"刘令华现象"，揭示了媒体与我们一起合作推介新人的关系。刘令华三年前还只是西安美院一个普通的专业老师，三年后的今天，他创作了将近100幅大型的以国粹京剧为主题的油画，不但在上海展出，还到中国美术馆展出，在北京和上海的博览会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并在西安美院创立了刘令华创作基金。这里面媒体做了大量的工作，三年里50多个媒体发表了70多篇文章，使这么一个普通人成为美术界传播的热点。当然这里面有是非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我们主办者来说，推出一个新人是不容易的，必须借助媒体的作用。严格说来，刘令华只是一个刚刚踏入油画领域的新人，在技法和风格方面都有待成熟，但既然有人发现了他，愿意给他投资，我们就应当支持。在21世纪新人新作、精品力作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充分关注媒体的传播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特别重视媒体的导向作用。如12年前我们上海设立"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当时仅仅因为上海的戏剧舞台很萧条，希望把全国各地的剧团拉到上海演出。第一年举办之后，当地媒体高度评价了白玉兰奖，在全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到今年共办了12届。媒体推动的直接结果是使上海的艺术舞台繁荣起来了，使人感觉要成名、要发展，就要到上海来。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文化环境的形成，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21世纪艺术时，真的不能忘记媒体所起的作用。再说说我们举办的亚洲音乐节。媒体报道最打动我们的是：他们看出来，上海要恢复三十年代唱片业中心城市的地位。我们搭建了一个舞台，让中国的歌手能到上海演出，年龄限定在16-21岁之间，这个年龄在一般专业人来说是不感兴趣的。电视台都想要成名的好歌手，那么谁来推介没有被发现的好歌手呢？亚洲音乐节来做。媒体也加强这方面的报道，使亚洲音乐节连续办了两届，成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参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常年项目。媒体的导向作用，使政府下决心要办这个活动，推出上海乃至各省市的新人，把上海和亚洲各国的新人通过音乐文化的桥梁联系起来，并把项目稳定下来。回过头来说刘令华，我们不能等他成了程十发，才支持他。正因为他还不够成熟，我们支持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体现了政府的一个观念，也让媒体看到我们上海是在支持新人的脱颖而出，支持全国各地的新人到上海来发展。我感谢媒体这几年对我们基金会工作的支持，特别呼吁媒体参与对政府政策有导向作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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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有比登广告更深层次的合作
董炜（上海海莱画廊负责人）：今天我代表的是画廊界，代表的是艺术产业第一线的战士。我认为，画廊当然需要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判断力、前瞻性，但也需要有经营的头脑和管理的能力。谈到艺术产业与媒体，我一直在思考媒体充当什么角色。媒体和画廊是不是单纯的广告交易和金钱关系？我觉得这好象肤浅了一点，或者太原始了。我认为，媒体不能没有观点，也不能太有观点，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来评判。而应当告诉读者我们有什么样的艺术？为什么有这样的艺术？为什么要收藏艺术品？为什么有这样的价位？希望媒体能更专业、更权威，在关注大众的同时，不要流于一般的乱下结论，乱起哄。至少应该给新生事物以一定的成长空间。媒体的运作涉及发行和广告。但我们应当有比登广告更深层次的合作，即具有共同的艺术理念，共同推广一种文化或一种风格，共同发现和寻找新锐。如果大家看好某一走向，共同合作，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合作。另外，我觉得媒体写文章时，应该想到还有很多专业人士在看，你们的读者和观众，并不只是外行。应该对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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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藏品现象与媒体有关
关强（山东强峰画廊负责人）：确实，媒体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大家知道山东是水墨画收藏一个重镇，占据了中国水墨画收藏的半壁江山。据1998年公布的数字，仅烟台一市每年的艺术品收藏大概就在5000万元左右，现在据说已经过亿了。我认为这当中大概80%是垃圾。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很大程度是在媒体。可能是山东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尚文崇艺，也可说是附庸风雅，大家都收藏。但其中90%以上的人并不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收藏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的报道推介。前几年媒体就推出了好多"××王"、"××大师"之类。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尹吉男先生说到金钱的流动。
现在看来金钱是无法流动了。有些收藏家让我们去鉴别他们收藏的作品，他们花了几百万，买了上千幅的作品，结果没有一幅值得收藏的。这一方面怪收藏者的无知，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媒体有关系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有潜在的东西，我们推介了多少呢？媒体在发表一篇文章之前，要想一想，我这篇文章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好是坏？我们当地的媒体对艺术家和艺术活动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是被收买：宴请、红包、赠作品……宴请的规格越高，红包越厚，作品的尺幅越大、数量越多，发表的篇幅就越大、越长。再就是，领导指示。媒体没有真正负责任地做文章。强峰画廊98年创业至今，是很艰难的。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很少与媒体有什么合作。近几年来，我们意识到，艺术产业还是应当与媒体合作的。我们这样的艺术机构是严肃对待我们自己和收藏群，但媒体也应当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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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只是田地里的一株草
张宝贵（北京雕塑家）：十多年来，媒体一直在感染我、引导我。我的艺术和这些都有直接关系。我的经历很坎坷，一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困难，但我一直在感受很多美好的东西。我在农村呆了34年，一直跟农民在一块。在我的作品里我很难去寻求那种完美的东西，更希望真实地表现生活给我的感染。和媒体接触时，每当讲到这些话题，他们也象我一样受感染。"激情互动"，首先是两种人走到了一起。有了人，才有艺术；有了人，才有媒体。我们艺术家只是田地里的一株草，只不过是媒体发现了，有愿望把这棵草的绿展示给社会。一些媒体的朋友最初关注我，我们想的并不是宣传和报道，更多的是交流。我没想去宣传，但宣传铺天盖地而来。我不懂操作，只希望把艺术做得更好，没有愧对他们。
我们谈什么话题，都不能不把话题摆到大的社会层面去看。我们首先是社会人。21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要变成人，懂得自然的规律。人要有激情，把失去的东西追回来：物质、情感、关爱。雕塑仅仅是技法、形式吗？很多理论家却在呼吁"铲除伪劣雕塑"。我认为太错了。谁的伪劣？没准500年以后，我们今天的"伪劣"，人们要研究它的发展史、材料学、社会学、经济学。美学绝对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今天有多少艺术家愿意为农民做雕塑？农民想美，想做雕塑，你还说他们"伪劣"！陕西的剪纸，真的美得不得了吗？不就是因为没人做，他们做了，变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现象吗？农村老太太过年剪窗花可不是为了商业美、形式美，她们只是希望使窗户漂亮起来，喜庆起来，是生活的自然流露。也不知道我们的舆论工作者、美学工作者真明白还是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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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信息不是爆炸而是有限
徐聚一（中国艺苑网栏目主持人）：我们这里还不可能有国外"媒体杀人"的事，恰恰相反，国内的信息不是爆炸而是有限。这当然有众所周知的大背景上的原因，但传播者自身专业素质的缺乏与低劣也难辞其咎，因此他们就自然会热衷于传播一些"吉尼斯"之类的东西，要么就是某某展某某人在国外办展引起轰动云云。其实，即便做一条艺术新闻，也可能具有它的学理精神，轰动的具体所指是什么？比如，一个展览，参观人数究竟有多少？观展的都是哪些人？是年老还是年少？各从事何种行业？是路过还是专门来的？评论界的看法怎样？同行的看法怎样？媒体的看法怎样？媒体的受众面又怎样？去美国办展，如果仅是当地华文报纸的轰动，那你的所谓"轰动"肯定有假。而参展人数多也不见得就是"轰动"，要看来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成百上千的外行，可能远不及一个权威的内行，艺术展毕竟不是"演唱会"、"大跃进"。倘若以为看展的人多就等于是作品好，则仅是媒体因喜好"人多势众"而产生的一种看法。
有关国外艺术资信的传播，更是局限不全，这主要还是专业人员的问题。比如，西方成名于八十年代的那一大批艺术家，在国外早已成为主流，进拍卖行了，但在我们这里，专业人员对他们的介绍竟然翻来复去还是那么几个：巴塞利茨、基弗、"三Ｃ"、巴斯基亚等。还有更多杰出者，不少专业人员对之都是陌生或不知。这些专业人员的"无知"，还在于他们跟风认同"架上艺术过时了"的论调。这个论调其实是极其俚俗势利、肤浅空泛的说法。在国外，架上艺术一直都自有天地，只是在视觉艺术中，架上艺术已不能独霸一方，只得将"时髦当下"的份额让位于行为、装置、影像。于是对艺术现象不知"分类"的人，就"过时"云云了。他们"过时"的论据，往往缘于艺术资信的局限以及他们对艺术市俗势利的心态。这样一来，画画的人倒是钻了空子。他们对国外艺术信息的掌握与开发，远远比搞理论批评的要热心，还"得益非浅"。于是，基弗的翅膀先飞到了上海某展会，又飞来北京的某广场，没人说它与基弗的关系；基弗的"焦土地"烤热了河北的"玉米地"，没人说它与基弗的关系；基弗的"废墟"变成了某画家手下的"古城"，也没人说它与基弗的关系。--虽然在某些人的嘴里基弗都已快"过时"了。
所以与艺术信息传播有关的人，就应该尽量做到信息传播的全面真实。.而这种基础工作首先应该是专业工作者来与媒体共同参与。如此，可能至少让大学生们甚至教授们能知道"分类"，知道国内有的人家早有了，知道国内有的与人家早有的相比或许稍稍不同甚至大大不同。艺术信息的传播还应特别强调要以"图"为主--国内现状都是文本多于图像，对文本的建构，远胜于对视觉的感悟。我以为陈丹青带回来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画，而是他的一番话--对国内仅有文本美术史的反省。而建立图像的美术史首先要以对图像信息的全面拥有为基础。拥有信息，才有处理信息、选择信息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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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焦点是体制之间的磨合与碰撞
陈履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辑室主任，书面发言摘要）：随着传媒业在20世纪的发展，传媒与艺术的关系表现得越来越紧密，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艺术界或艺术家将更多的利用媒体来造势和宣传，以期利用这样的桥梁作用，沟通艺术与受众之间的联系。然而，随着传媒的产业化，这之中与社会学相联系的诸多方面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
现阶段的中国媒体和中国社会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媒体并不是一个开放的产业，但是它又具有开放的产业的某些特征。作为一种产业，它又不是完全社会化的赢利的机构，而是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肩负着教化的职能，在这一基础之上，媒体还要谋划自身的发展和经济的运转。显然这里存在着矛盾，而矛盾的焦点是体制之间的磨合与碰撞，媒体自身的发展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展开。当代传媒对于艺术而言，有大众媒体与专业媒体两种形式，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和范围内对艺术的发展施加影响。不管是大众媒体还是专业媒体，限于中国目前的体制，它们都只能在体制内运转，并受到严格的管理。但是管理再严格都有一定的限度，都不能阻止"擦边球"的发生。已经普遍化的"擦边球"使媒体的公众形象受到影响，同时也损害到艺术的发展问题。网络这种媒体形式的出现，不仅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脱离专业的传统的传媒单位，而表现出挣脱管理的特性。网络媒体在艺术领域表现出与主流媒体在导向上的分离，甚至有时表现出针对性，这种状况在现阶段不仅成为主流媒体的一种补充，而且也为艺术的百花齐放增添了可能性。
本来中国人所信奉的是"千秋功罪，后人评说"，但是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这种等待的心理准备，人们更多的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和现实的享受，因此媒体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媒体的即时性不仅影响到当代艺术的时尚和流行的风格，还影响到艺术家的职业、职位、工资、职称、地位，也关系到艺术的认知、品评、价位、市场、影响。在许多场合或范围内，媒体成为一种考量的指标。特别是在最为常见的职称的评审之中，（文章或作品）见诸于媒体的地点、数量、篇幅，不仅有量化的要求，还有对媒体素质的要求。其中媒体的素质要求，不仅有"国家级"、"中央级"与其它级别的区别，还有一个"国家级核心期刊"的具体指向。虽然人们不断质疑"核心期刊"评定的权威性，但是"核心期刊"却堂而皇之地上了那些"核心期刊"的封面，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风景。这种自我标榜，不是展示一种荣耀，而是展示一种权利，其背后又联系着一定的商业目的。
媒体对于艺术所表现出的来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也势必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媒体与艺术的关系，也表现为一种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有时显现出来的破坏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在大众媒体中一般都有专门负责艺术内容的编辑和记者，是他们承担着沟通美术界的责任。这批从业人员的素质（特别是艺术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媒体中的艺术内容。而现实中的内容的平庸，批评的无力，不仅表现出当代大众媒体整体水准的下降，同时还反映出媒体自身的一些问题，包括买卖版面，有偿新闻等等。而大众媒体中的美术评论，有的缺少基本的专业水准，有的盲目的吹捧哄抬，使艺术的导向出现问题，也为大众正确地认识艺术设置了障碍。而最为美术界中的人士所指责的类如猎奇、戴帽、跟风、炒作等现象，无不反映了从业人员的素质状况。显然，大众媒体中的艺术类编辑或记者在业余中的专业、在专业中的业余这一身份，导致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更为严重的杂乱无序、操作起哄、买卖交易等问题，则反映了体制上的诸多原因，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媒体的痼疾，不仅使传媒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文化品位，同时也在媒体推动艺术发展的同时，成为消解艺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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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主持人：诸位发言代表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对新时期艺术与媒体关系的见解，对目前媒体和艺术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对艺术与媒体互动格局的未来发展发表了较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我们活动策划组织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相信对与会的各位媒体和艺术界人士也不无启益，我们希望此次研讨会上的话题能够深入下去，在社会上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希望通过"艺术媒体论坛"今后的系列活动和各界人士的努力推动，艺术与媒体在新的世纪能实现真正的激情互动、共同繁荣！谢谢大家！
（根据研讨会发言录音及书面材料整理而成，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发言标题由笔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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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时 通讯地址：100029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5号中国日报社文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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