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晒太阳

　　“晒太阳”在八五新潮时期，一直是一个比较有知名度但好像在学术上不是分量太重的活动，因为那时候关心的不是一种生活态度，而是如何挑战世界艺术高峰。也许这三个字总让人想到“懒洋洋”的意思，与八五精神不符。

　　时隔十多年，当半坡酒吧的郭海平打电话告诉我，他和于小雨、赵勤、孙伟民几个要重新搞第三届“晒太阳”时，我倒有一阵莫名其妙的联想。比如，菲舍尔画的海滩，一些中产阶级美女赤裸着修长的腿，戴着墨镜，躺在太阳伞下，还有一些肚子凸出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旁百无聊赖地看着天空。

　　虽然菲舍尔把富足时代的美好生活画得有些冷漠，但这样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吸引每一个人。大金塘岛的环境比我想象得要好，当车接近河岸时，很多人都戴着印有“晒太阳”的红袖标走来走去，颇有文革红卫兵聚会的味道。群众运动总是会激起人的情绪，大金塘岛的空气在4月21日早晨开始慢慢升温。

　　在岛上，不断的有记者采访问我，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但他们好像老忘不了一年前吴高钟钻牛肚子的事。去南京前，我一直把“晒太阳”看作是一场艺术名义下的生活游戏，以至于许多人在我上火车前戏言我是去大金塘岛上寻找艳遇。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每一个人都觉得搞艺术越来越累，做作品越来越像专家比赛，艺术聚会越来越像政治家碰头。我个人特别希望这个活动是一个什么都不需要多想的休闲之旅，带有一些闲散性、幻想性和浪漫性，如果能搞成像伍德斯托克式的野外狂欢好像更符合我的期待。

　　在岛上，每一个艺术家可以像周星驰电影一样，按照自己的感情和兴趣随心所欲地表达，带有即兴和偶发性，不必像在美术馆里做展览或者参加圈内展览那样考虑地很严密，又要紧跟艺术新潮，又要与艺术史发生关系，或者还想要怎么样。这是我去岛之前所想的。

　　但上岛以后，很快就发现我的想法跟这儿的艺术家有一定距离。很多艺术家们还是很在乎这次活动，或者说把“晒太阳”看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户外艺术展，这也许跟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参加不无关系。使我意外的是，不少作品做的有点八五新潮。

　　郭海平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很优秀的“阿庆嫂”，他的酒吧、文艺道上的朋友以及美丽的妻子构成的生活一直令我称羡。但这次重组“晒太阳”活动，也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一面，而且这种理想主义和身边的商业、人际关系整合的很得体。郭海平听了我的一个建议，做了一个红十字袖章戴在左臂上，在岛上“看护”大家，他是开着医护车去的。

　　大金塘岛主孙伟民也是此次活动的赞助人和策划人，他的为人倒有点像艺术家，后来在研讨会上，批评家们、艺术家都因为媒体和体制而说的愤愤不平之时，他一直像个可爱的大学生笑逐颜开地不停鼓掌叫好。我最近才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商人、企业家的气质越来越像艺术家，而一些艺术家则越来越像商人、企业家，我好像更认同那些像艺术家的商人。

　　包括参与此次策划的赵勤、于小雨，他们是艺术家，但参与商业和艺术的关系。我相信商业在一个合适的层面上是促进人性的，我们不应在这个时代因为商业和政治感到愤怒和压抑。这个时代需要艺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忽视现实性，更接近我们的内心深处的纯粹性和情感的变化万千。我觉得这是“晒太阳”的实质，我们不是远离现实，而是在现实的人群中进入非现实，在相互感染中营造一个新的年代氛围。

精神错位的年代

　　岛上很多作品弥漫着一种风格混杂、精神意向相互错位的气息。一些艺术家使用了国旗、红太阳和冥纸等沉重的形象；茅小浪做的是黑色的人体雕塑；黄俊和靳卫红拉着一面“这绝对不是艺术”的横幅在每一个作品前展示了一下；钻过牛肚子的吴高钟这次和几个朋友一起做起了巴米杨大佛，经过那次风波之后，他好像更有佛性了，研讨会请他发言，他也调侃式的叫大家不要客气；做广告公司的方蕾和王轶琼的作品把广告的方式领会的很好；也有一个人在岛上要求大家戴上红花与他拍结婚照；沈敬东则用避孕套太在胡萝卜上倒插在泥土里；不过，一部分南京艺术家和来自安徽、上海的一群艺术家东西做的比较严瑾；也有比较智慧的作品，比如河边的一个标语作品“兔子有四条腿，有四条腿的不一定是兔子，重要的不是艺术”。

　　有一个人真的在岛上散发着印有“重要的不是艺术”的宣传品。其实，不管每一个人的作品是沉浸在现代主义的庄严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游戏中，艺术界这几年都一直摆脱不了一个哈姆雷特的问题：要把艺术当回事，还是不把艺术当回事。这个年代，不管是成功的艺术家还是不成功的，总之，艺术把每个艺术者都折磨得很痛苦。我有时候会劝别人：艺术不等于艺术圈，可以在乎艺术，不一定在乎艺术圈。但后来发现这有点像引用圣经，因为在现实的艺术生活中，艺术和艺术圈是很难分割的。

　　整个上午，一群群戴着主办方的发的红袖章兴高采烈地拥上岛，有点像文革红卫兵集会。有南艺的、南京媒体的美女拿着照相机和数码摄像机对着人乱拍；有请来的锣鼓乐队乱吹一通；上海画家孙良在用锡纸给女孩做脸膜和手膜，引得同行的南京画家汤国和徐累在旁边不停拍照。我其实有点喜欢岛上乱哄哄的场面，上午所有的人包括我遇上记者提问，就夸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我一再强调这个活动体现的生活态度比较有意思，但记者老爱纠缠行为艺术和前卫艺术的血腥暴力前科，这好像成了南京媒体的艺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我后来找了一个比喻：比如革命队伍中还经常有叛徒、左倾冒进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这影响了革命大局、革命大旗和革命声誉吗？没有。那前卫的和先锋的艺术出一点极端主义又算什么。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美国的大地艺术都曾经是先锋派，这是血腥吗？

　　记者们也没有认为我不对，但好像对正常的理论提不起精神听，一个个走了。只有南京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和男摄像师跟我站在山顶上瞎聊。此时已是中午，女记者觉得岛上所有的人都在夸这个活动，她想找几个唱反调的。男摄像师则觉得岛上的情绪开始有点低落，“懒洋洋”的很没劲，缺乏伍德斯托克精神。后来我说，这样的活动应该有一场裸泳。他们两个很兴奋，鼓动我下水，我说一个人下水也没意思。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说服一个坐在河边“晒太阳”的女孩下水，说了很大一通道理，她有点同意，但怕男朋友看见。我们就让她吃完饭后再决定。

　　下午，一群人坐在河边开始搞噪音音乐，引起一群人围观；一个人裸身涂满了泥巴在河边走了一圈；年轻艺术家徐泓搞了很多雷锋腊像在河边，不知道怎么搞出了火苗；徐州来了一个壮汉学西藏佛教徒走一步，趴在地上拜一下。

　　那个同意一大半的女孩吃晚饭就不见了，我又劝说了几个女孩，她们都说不会游泳。但后来这个事情好像传出去了，很多人站在河边等着看裸泳。到下午四点多，一个从荷兰来的学艺术史的女孩叫露丝（化名）的站在我不远处，我就斗胆问了她一下，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很快，许多人围过来，一排照相机和摄像机也架了起来。但露丝觉得奇怪，说难道只有她一个女孩下水吗，我解释了半天。她后来说，至少应该有一个中国女孩跟她一起下水，并且，她不明白为什么媒体要报道裸泳，在荷兰这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没有一个女孩愿意下水，就是我认识的几个平时很前卫的南京女孩也不敢下水。后来，一群男孩开始在岸边起哄，把一个男孩扔下水。露丝开始怀疑自己要被人看成怪物，我说那就算了。事情已经被想得复杂化了，就失去了下水的意义。我有点疲惫地和露丝一起坐在草地上，我跟她说，下不下水其实并不重要，而是我们完成了一个沟通过程。其实，从跟第二个女孩谈下水问题时，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在艺术的场合下的很有意思地沟通过程，如果在城里，你可能会被当成有精神问题，今天还好。其实大家都想下水，只是没有人敢第一个，包括那些另类的女记者。
离岛前，我对采访记者说了一大通失望情绪。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不应该想得太多的一天，但是我们还是想得太多。

　　媒体社会和艺术

　　第二天，主办方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了一场艺术媒体研讨会。郭海平开场时非常气愤地给大家看当天的媒体报道。因为很多报纸开始把这次活动“妖魔化”，正常的作品都不登，专门挑很邪乎的作品等，把岛上的艺术家描写成了一群怪人。一家媒体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我们劝说裸泳的过程，好像主办方在故意制造卖点。而另一家媒体则大肆渲染徐泓“火烧雷锋”，把这次活动渲染成一场反体制行为。

　　于是，会场上群情激奋，李小山先是平静地批评了一通媒体，认为这几年媒体在误导现代艺术的社会传播；栗宪廷仍然把问题归结为体制问题；吴亮则一开口就说媒体弱智，引发了一群新闻学院的学生不满，纷纷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郭海平认为，不同见解是可以的，但媒体的偏向报道，容易使艺术问题的解决意识形态化和法律化干涉。后来，一些艺术家开始猛批媒体，会议一度变成了媒体声讨大会。倒是一个美国《时代周刊》的女记者说的比较中肯，她认为，中国的媒体记者在报道科学问题时，会比较慎重的去问各种专家；但报道文化艺术问题时，则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管自己有没有专业艺术史的背景；她觉得媒体记者没有艺术史背景，至少应该客观报道各种不同的声音。不过，开完会，新闻学院的负责人倒很高兴，说国内媒体研讨会议上，公开指责媒体的这还是第一次，对学生和旁听的记者也有好处，至少大家回去会想一想。一个会总得有人偏激、有人中肯。

　　的确，当代世界已经是一个媒体社会，谁也在劫难逃。媒体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世界观。南京的媒体无疑对这一次活动的报道有点“狗仔队”化了。我是觉得“狗仔队”化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现象，就像最近几年的足球黑哨报道，它在不成熟中推进了中国社会的集体道德精神。但艺术面临的问题可能要比足球更复杂一些，因为它容易被意识形态化。

　　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媒体化，它应该像新时期文学那样获得社会认同，这样它才会有社会资本和普遍教育的支持，不至于去寻找西方艺术体系的支持，以至小圈子化和后殖民化。但中国媒体的艺术记者普遍都没有艺术史的教育背景，这是现代当艺术始终无法走向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如何，南京的“晒太阳”活动是浪漫的、迷乱的、另类的，带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和混杂的文化气息。在外省人看来，南京是一个充满文人式浪漫的地方，现在看来，这个活动还没有走出它的树影，“晒太阳”带有一种清教色彩的古典浪漫主义性质。虽然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我们的内心还没有完全抵达今天。这依然是一个精神错位、标准混杂的年代，但我不否认，它是有意思的。我们来到岛上，是为了不去想得更多。但我们离开后，还是不得不想了很多。

　　在离开南京的火车上，我想起了贾目圩的电影《鬼狗杀手》中的结尾旁白：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时代精神，但总有它衰败的时刻。这时候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试图复兴时代精神，但最后难免回天乏术。

　　我相信，一种新的时代气息的兴起，总是从上一时代的衰败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