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记
“昨夜西风凋碧树”。秉明先生跟我们永别了。就在得讯之前的那几天里，我正好读到他的一篇近作短文而时生怀想(《美术》第415期)，其中用一半篇幅评述20世纪50年代的一幅油画肖像《女社员》（苏天赐作），热忱地称颂画中气息是中国民族和乡土所特有的。熊先生说：50多年前，他自己曾和在国外学艺术的留学生一起彻夜讨论，“推测社会主义国家艺术的道路和前景，”“想象未来的艺术定会是民族风格的、负载着历史、又是展望着的、乐观的、壮阔的”；他看了这幅画，“仿佛当年所模糊向往的艺术就是这一类型：写实的、深沉的；有深根、又充满未来；无虚谎、不造作、无教条”，--这是他作为“远离故土半个世纪以上的老人”的“特别偏爱”。我深深的为老人如此之激动所激动了，现在，听到噩耗传来，我把这一段语重心长的老者的话当作他留给我们晚生辈大家的一份临终遗言。其实这50多年来他一直在眷恋着故土，他的心神从来没有离开。
我自己在20多年前初赴西欧时才认识秉明先生。当年在巴黎凤凰书店第一次偶遇，他招待我到附近的咖啡店小坐，一一垂问我求学的事情和国内美术界的事情。以后一直得到他的教诲。在1999年“远行与回归”大展的时候，我在座谈会间写了一则《读熊笔记》请先生过目，他不但作了评注，而且专门跟我单独作了一次关于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谈话，又从海外来信续议。他还特地跑上校尉胡同12层楼来我的画室看画，一一提出意见，特别是针对那时还在上布的《暖冬》就室中传达暖意的光晕效果与清晰的结构性的关系反复教我推敲。去年深秋我和一批进修生和研究生到西欧，我才有机会到他的乡居拜访，又请到他如约到大使馆文化处给大家讲课。不料想那是最后一次的聆教。历历往事连缀起来，全是围绕着研讨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这个课题。即使在旅舍里、餐桌上、行路中，凡是我见到他的一切场合，人们总是在请教他。秉明先生是现代中国文林中的一株大树，以他苍虬的枝林垂护着同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后生，而我自己有幸成为受益最多者之一。
《美术研究》紧急约稿，我就检出熊先生亲自批阅过的笔记来。前时有感而发却多有浮泛牵强之处，其注中已一一点出指明了。先生手泽犹温，不禁黯然。谨以此未刊稿作为心香一瓣的纪念。
2002年12月17日
几天来对于熊秉明先生的艺术（以及对熊先生式的艺术现象）如何认识的问题，颇费踌躇，几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听了一下午的研讨会，又有机会跟熊先生一谈，觉得好象清楚一些。不妨拿儒家的成语来表达，这就是“志于道”与“游于艺”，其间是一种网络状的联接结构关系。以此来认识和阐释他本人的状态，恐怕还不见得贴切；而用来把握这类学者-艺术家现象，则可能有一定的立论价值吧。
这个问题是在艺术活动普遍具有的观念与造型二者的关系上出来的。熊在创作自述《观念与造型》一文中就说，他在“哲学和艺术之间模糊而广阔的地带活动”了50年以上，而“哲学心和艺术心不一定能合作得好”。同时，他的老友吴冠中老师指出：熊氏敏感的艺术气质总是受着哲学观念的制约，永远在探求情与理的矛盾与和谐，为探索新境而往往忘了归途。这说法与熊自己所道者有所不同，隐约间有责备哲学过盛了的意思。我看了展览和听了研讨发言以后觉得，作为一格，也许熊的这种状态正好，他的哲学与艺术二者彼此不即不离。世上正需要有这样一种志于道而游于艺的工作状态。
不少这样那样的评家提到熊氏的哲学修养，往往一带而过，可是他的哲学是什么，与他的艺术是怎样一种关系，往往就闪避了；至于他的状态有什么对艺术界一般的正反借鉴意义，就更谈不上。我同样了解太少，近来才初接触到。哲学本是他早年的学业，后来则成素养而不是专研。有人从他的《骑者》等作品的漂泊状态中注意到这受了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我想这诚然是对的，但从艺术的整体上看不重。（熊注：1966年曾译萨特论贾克梅蒂的雕刻。在诗的分析中引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法国在早些时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中曾势力颇大，著名的《艺术哲学》著者丹纳即传释此义者，但看来熊先生与此不怎么相谋。我特意问了他，在广涉的西方哲学（熊注：美学）方面的主要兴趣所在，他说还是康德。康德，这几乎就是我猜想过的。据说要成为哲学家，首先就要成为康德主义者。我也曾听一位美学家说过，搞美学还是得从康德开始。这位200年前的哲学集大成者和以“批判哲学”开辟此后广阔道路的人，估计熊先生是取他集知、情、意于一体的广博的探索智慧，在这基础上追寻《判断力批判》所特别揭示出来的人生的审美境界，他的哲学思考和哲学心与艺术心的关联主要在人生价值或人生意义上。他在座谈会上说，书法和雕塑都是从造型艺术上追求人的定义。如果说他在晚年的长篇观念作品表现了他的文化历程中的综合体验的话，那么这作品的最后一词“人的还原”就是他追寻的结论吧。熊于中国哲学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前辈学者往往仍然共有的儒道互补的态度。他真诚地追求着和实践着一种德性高尚的人际关系，对现实人生采取积极的态度；又争取超越局限，沉潜往复地追求着通过自由创造达到自然之道（熊注：人天之际）。这样，就与康德的头上悬空与胸中律令走的契合。他的哲学思想长期地出入于中西之间，其中对中国固有传统的重新阐释更本色些，着重于在精神上寻求人生与天道相合同的境界，就是人还原到的境界。我们不说它只是理性上的价值观念，而是审美上的境界。（熊注：最后也超越审美，“美”的用法在此境界中不完全合适。“静观”……若举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为例，此处的看不是绘画式的欣赏而是一种整体的……。）
熊秉明先生的贡献是真的打开了一条从哲学到艺术的现代通路。他独自反复探索，殊非易易。他首先找到了雕塑，数十年不辍。这回我们看到青铜水牛系列，其方正凝重一如商周青铜器，尤其有尊的造型意味，但摆脱了那种过于定型化的体制约束和反映奴隶主统治意识的“狞厉”（李泽厚语）风格，而是给予它以粗拙的重力感，好像跟后土分研的顽石，凝聚着“厚德载物”那样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人像雕塑也逐渐增强着历史的痕迹，反复地把他爱之最深的双亲、师长的人格塑造出来，尊其德性。他的铁制作品巧妙地使用抽象形组装成似与不似之间动物，（熊注：游于艺，志于道，艺中透露着哲学。）我们用心时可以看出，那些边角、卷曲、空档中都有非常恰当的数学般的匠心处理，是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创造。后来铁治逐渐与书法接近。（这次受人注意的铁线鹤系列真的做到）书法上看重的“折钗股”了，硬是折铁屈金而成空间中的书法的笔法使转，鹤的具象只存一点影子，仿佛而已，重在那宛转、自由、空灵的意蕴所在，又正好与青铜水牛相对立而为另一极。（熊注：儒道互补）。熊先生的书法研究大概是后几十年的事情。在这个领域里，他是既深入钻研又不落窠凹的创新者，由技而艺而道，先得有筌而后得鱼忘筌。（熊注：我并不主张忘筌。因为不忘筌，所以Kant提出审美不能摆脱一定的感性形式。）所以他的书法好像是随便的书写。（熊注：焊铁打铁后的余兴）是因为从他的大篇诗体书法中读出了他困倦于多种文化负荷之后企图回归到更加自由自在，无所依傍的探索者的心神，这跟他的各种雕塑作品之厌弃雕琢包装是顺着一个思路。（熊注：亦疲倦体）到了这一大篇诗书，（熊注：我想把败“笔”引出来，只有在败笔出现的时候，真性情才出现。）他真正进入了观念艺术，文史哲艺都综合在里面了，哲学在里面的主导性突出出来，但仍然不是哲学文章。真是曾经沧海，天凉秋好，一个久经文化苦旅的学者—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他诗意地安居的归宿：锄头在丁香花下。这里面的“观念”的东西，岂是一言半语所可了得的？然而熊先生不是一位所谓“仙风道骨”之辈，他对人间生活，尤其是他记忆中的乡土生活寄托着长久的深情，从他的小的绘画和剪纸里面看得出来。他毫无拘束地画，从刑场到婚礼、从池塘到书室、从豺狼到蝴蝶、从大辫子姑娘到横眉的鲁迅，广阔的人生体验变成心底意兴信手拈出，无一重复，这里面是一个多么丰满的世界！其特点是深入而淡出，无限真情和几多沉思都在回味之中，作为哲学的东西也就在这里，如同一册哲人的回忆录。（熊注：担水砍柴，浇菜煮饭都有意味，水牛、野狼、蝴蝶、乌鸦都成象征。）
哲学所想都指向那形而上的大东西，哲思入艺就往往在于作品中意蕴的宏观概括。“一砂一世界”可作此解。我们看《溪山行旅图》、看《亚当之诞生》、看霍去病墓石刻，都会得到哲思性的启示或领悟。但作品不一定洋洋大观。熊氏所作，除观念的展览那集成性的大作外，大都小品。（熊注：鲁迅像）问题在于，无论大小，艺术家的看眼点和用心处不停滞在物象或事象的具体描述，以其形貌采章示人，而重在引向它背后应能有容纳精神的巨大空间。
在研讨会上，不少人都说，熊先生的作品是以真情做出来的，是他的真诚表现，他手下的形象是意象，等等，强调其创造中的主观精神方向。这有对的地方。自从我们突破过去以机械论观点解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来，美术界一直有重视主观表现的趋向，又正好与久违了的西方现代的一种倾向相合。我自己也这样强调过。但这用来作为一般原理是不够的，尤其是用以解释熊的艺术不够。何解呢？问题在于他的艺术作品后面有巨大的精神空间，这空间不仅是主观的，不仅通向他自己的本心，而且通向客观方面，通向广阔的天地。把艺术中的客观性仅仅看成是如实的外观显现方面是太自囿了。熊氏所爱用的《书谱》中说的“同自然之妙有”这句话最能表明这个道理。作为哲学-艺术家的他，仰观天地俯察万物，思接千载，他心中有一个（熊加字：至诚去观察）宇宙中的“妙有”，一个“澄怀观道”、“含道映物”的“道”，一个“志于道”的“道”，这是与人的主观精神相通连的东西而不是纯主观精神的东西。（熊注：这是康德分析美的第二个特征[量]，美必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看不到这一点，就片面了，熊秉明之为熊秉明就不存在了。他的哲学素养，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在艺术上作纯自我表现的人，而是使他“志于道”，通向“同自然之妙有”，于是，他的艺术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深刻的、形而上层面的、哲学的意味；同时呢，他的哲学思维活动也就不是一般哲学家理性方式的探求，而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境界的观照。（熊注：没有理性概念的规定，正是Kant在分析美之量里所描述的。但是又有一种目的性，无论鹤与水牛或其他，都有一个目的性，要说什么却又说不清。康德名之为无目的的目的性。）
正因为如此，所以熊秉明在中国艺术界就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他的“远行与回归”不仅是地理上、乡土上的，而且是精神上、文化上的。尽管他不像别的艺术家那样专一地从事治艺，但他的出色处恰恰就在这种具有深层哲学意味的艺术与生动活泼的境界的观照之间和之中。倘若顾虑到中国艺术，特别是在早期，重道的传统，又顾虑到外国美术正在现代之后又进入重观念性的趋向，我们就更能了解熊先生独自的文化历程的意义了。
所以我说，熊先生这样的状态也很好，或是正好。志于道而游于艺，徜徉其间，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还是他自己说得好：像一条河，在天地之间曲曲折折地、快活自在地流去。）
文末熊注：
志于道，但并没有概念与说教
游于艺，因为徘徊沉浸于生活之中
瞻之在前，因为立意高，带有超越性的哲学兴趣
忽焉在后，因为起步甚近
志于道，游于艺，从哲学回到生活
游于艺，志于道，在生活中求生命的意义
雕刻、绘画、书法、诗……中表现的哲学
我以欣赏艺术的心态和兴味读哲学
我以读哲学的好奇寻味艺术品的蕴涵与超越
1999年5月7日-23日
（原载《美术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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