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廖旸

 
     
        作为美术史一分子的外国美术史,面前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外国美术史学者的发言充满了危机意识和责任感。李建群的论文概括了中国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历程。

  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镛将外国美术史的研究现状形容为“编译状态”。他认为,从资料搜集而言,永远不可能走出编译状态,但只有走出编译状态才能提高学术品格。首先要大量翻译,才有选择的余地。其次要加强方法论的研究,要借鉴西方学者的方法论,采用各国特有的文化学、哲学和美学方法,并加强交流和比较研究。此外,还应关注国外的现当代美术,开展专题研究,加强普及工作,努力争取实地考察。他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质,更新知识结构。大家纷纷对外国美术史研究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绩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并对翻译工作寄予厚望。汤池特别提出,希望我国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等官员能为搜集购买所驻国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做出贡献。

  美研所研究员刘晓路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重点考察了芬诺罗萨、冈仓天心和大村西崖三人,尤其是对后者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大村西崖多次到中国,大量采用田野考古材料。他出版的著作中保存的图片资料数量可观,很多现在已经毁失。刘晓路回答代表的提问,谈到了冈仓天心和大村西崖的艺术观的区别,以及东京、京都大学学风的主要区别。

  出版物是研究成果的载体。炎黄艺术馆李松涛从近二十年出版的研究成果出发,探讨了左右美术史研究的社会因素、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与中国美术史的走向。他认为,地下考古发掘成果的发表、国内外资料的汇集与梳理是八九十年代出版情况的两大特点。在这二十年里,出版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以及《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专史、通史、个案研究、画派研究均有出版,部分出版物已具有经典意义。海外学人的译介工作、外国美术史的翻译工作也都在进行。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存在着的若干问题:尚存在空白点,如沦陷区美术和文革美术;史源未能充分挖掘;学风不够严谨和科学;撰写与出版形式不规范等等。对此刘晓路、陈履生、李福顺和薛永年作了补充。李松涛还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举办近百年美术史的展览,二是给优秀美术史论成果进行评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主编李维琨论述的是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问题。他的观点是:一、当代艺术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范围应有相对独立的规定性,当以作品为主、相关文献为辅。二、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应重视图像。三、世纪末大批当代中国艺术史论的出版物当中,存在着史论融合的趋势,他还分析了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常宁生发言说,国外对艺术史写作的语言问题非常重视,我们现在已意识到但还不够深入。对尹吉男提问当代中国美术史写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李维琨强调一大问题是对美术本身语言、构成、内在的组合在写作中着力不是很多。会上他还指出,美术史论的研究与出版并不同步,出版热不等于学术研究热,市场上的出版物也不能反映现有的研究深度。

  由于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视野部分重合,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因此双方的学者都格外关注对方的动向。会议特别邀请了考古学界的权威马世长、杨泓、信立祥、曹玮等人,以期互有助益。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李凇的着眼点在于考古学对美术史的影响以及中国美术史学的学科性。他认为,考古学对中国美术史的影响既体现在发掘成果上、也体现在方法上。陕西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玮详细介绍了该所近年来与美术相关的考古发掘情况。会上他还放映了130余张幻灯,到会者得以一睹大量尚未公开发表的珍贵图像资料,大饱眼福。作为考古学界的代表,他表示希望了解一些美术史学的方法,同时指出,每个学科应注意学习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这是基本素养。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将能共同受益、共同繁荣发展。

  从会议发言上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学确实还不尽成熟、完善,学科建设上还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对于学科规定性、方法、价值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家的意见还很不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年美术史学仍旧是个新生儿。

  就学科命名而言,前些年“美术学”引发的争议还余波未息。这次会议上,广州美术学院黄专拟将中国美术文献研究的学科命名为“中国美术学史”,也激起热烈的讨论。他认为美术学从属于历史学;水天中表示反对,并且认为艺术科学与美术学是不同的。曹意强、李凇和李军等也对美术史的命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尹吉男谈到,薛永年、李树声的发言涉及到一个相同点,即评价问题,他就评价美术史成就的标准是什么进行了提问。薛永年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作为准绳,一看美术史研究有没有抓住问题;二看有没有开拓新的方法、或是否很好地综合运用了方法。

  会上,很多学者本着严肃的态度,指出了二十世纪美术史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认为,前几十年机械唯物论、左倾政治路线支配了理论工作,严重干扰了本应有更大成绩的先进理论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工作出现重大发展,但在热闹的背后也产生浮躁空疏的现象。他特别提到80年代以来美术史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市场利益驱使人们小市民化;重视科学导致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文化失去了现代的人文关注,是美术史研究的败血症。郎绍君也提到,应对出现和存在过、存在着的问题多加关注。他认为,50年代以来一体化的、主流的文化体制对教材、研究有何影响不必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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