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深化美术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20世纪美术史学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9月22-24日在北京金台饭店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央美术学院共同主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
此次会议为期两天半，分别围绕如下议题展开研讨：一：什么是美术史，即美术史学的性质和任务，美术史研究范围与对象。二：美术史学的方法论。三：20世纪中外美术史学发展的历程。四：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战略等。本次大会采取主持人对发言人进行评论、发言人与与会代表讨论的方式，使问题能更充分地展开，进一步促进相互交流和问题的深化。
在研讨会代表发言前，举行了简短的开幕仪式，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代表文化部祝贺本次会议的召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著名美术史家金维诺教授回顾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历程，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朝闻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特向研讨会的召开写信祝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先生代表主办单位对本次大会的筹备及研讨会的学术主题作了说明。
9月22日上午的研讨主持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邓福星。依次发言的有：邵大箴（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人才应具有的品格和培养的过程》；种涵（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的处境：边缘上的观察》；阮荣春（南京艺术学院）《走出低谷--关于文人画的衰落》；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知识积累与问题意识--关于现行美术史论教材的思考》。
邵大箴先生认为：20世纪美术史学最骄傲的成果是人材的培养。与20世纪前期不同，今天全国已有七、八所美术学院成立了美术史论系，还有研究机构也在培养人材，初具规模。邵先生认为美术史论人材所要求的素质、修养、学识各有不同。首先，美术史要求现实性品格，关注现实，不脱离现实，应该对现实有关注的心态，"历史是现实的历史"，对现实的关注不妨碍我们有历史感。研究当代理论、思潮更需把握现在的现实。第二是历史感。研究现代思潮的人，如果没有历史感，对现在、过去、未来没有深入的思考，就很难深入下去。有些年轻美术批评家眼光敏锐，但其言行缺乏历史感，就缺乏深度和科学性。美术史论人才缺乏人文知识和美术专门知识的修养，这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问题。美术学院的学生接触美术创作实践，接受专业训练，容易深入到美术作品中。但人文知识修养薄弱，这是束缚美术史论学科的一大障碍。
钟涵先生依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感觉到画家没有理论指导是走不远的。吴作人先生晚年就举办过美术史论论文的评奖。近年来史论二者之间更重视史，市场经济开放一来，理论工作大发展，出现一种很热闹的局面，有成绩也出现一种浮躁空疏的现象。相对而言，论不如史，外国史不如中国史。文化失去了现代的人文关注，是美术史研究的败血症。美术史在一个缺乏人文关注的时代不可能真正发展，不可能避免陷入低谷。所以应远近结合，一方面适应市场，适应社会对文物鉴定、初级爱好者、老年群众的需要，美术学院要培养美术普及的人员；另一方面要准备战略性的任务，为未来培养精英群和未来学科的带头人，一个带头人的意义是带起一个学术高地，否则我们将愧对历史、后代。
李公明先生认为：在美术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第一，教学方法和教学精神本身不能缺乏人文精神。第二，美术史教学对象的选择要扩大范围。贡布里希的研究就是从音乐到科学技术多领域的关注。第三、公共教学培养目标能否设计一个标准。另外他还谈到教材、知识的老化和更新是个问题，应当补充新成果，成果本身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往往被忽略；教材应用的语言陈腐，编撰容易，学生中毒很深，堵塞了学习探讨的热情，这样误人子弟。再就是考古与文献的关系问题，二者模糊不清，没有用考古材料对文献材料进行质疑。
同日下午的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李军。依次发言的有：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遮蔽与遗忘--20世纪美术史现象思考之一》；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传统史学研究法与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常宁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系）《冲突与融合--西方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极其若干问题》；曹意强（中国美术学院）《第30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伦敦2000年）与中国美术史》；黄专（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中国美术文献研究的学科定性及命名》；李凇（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学系）《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略论考古学的影响与中国美术史学的科学性》。
郎绍君认为，20世纪美术史基本上还是残缺的。遮蔽与遗忘的美术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20世纪美术史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吸引人之处。遮蔽可以被分为有意和无意的两种，遗忘也有主动的和被动的区别。历史淘汰是自然的，但美术史如何看待非正常遗忘，这是美术史的责任与体现价值之处。美术史应该通过祛蔽来接近客观的真实性。应该坚持历史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要求。美术史的研究必须确定研究范围，将范围控制在能把握和可把握的范畴之中。必须提倡小题大做，以小观大。同时挖掘史源与史料，史料与史实，不为材料而材料，不以观念代材料。此外，美术史还必须通过规范和有效的学术方法来接近真实和客观，而不要导致新的遮蔽。另外，必须将学术做成美术史的根本，史家要有独立的人格。美术史研究还有一个知识与感觉的关系，美术史的研究应该重视感情与感觉这些因素。就历史而言，还是应该以理性为基础，否则会忽视历史的复杂度。
任道斌认为，美术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传统史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一、实事求是；二、论从史出；三、文史分家；四、小中见大；五、社会多元论；六、人性组合论；七、史料占有。
常宁生的发言是在世纪末对美术史学进行反思。美术史学是20世纪的产物，是在西学东进的过程中出现的。西方现在美术史的范围也在扩大，要形成独立的人文学科，但现在美术史学的形象不明确。美术史既可以研究绘画，也可以解释文明，有文明史的意义。
曹意强介绍了参加英国伦敦的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情况。这次大会的组委会章程宗旨是：1、推动对艺术活动与产品的历史研究，并发展其研究方法；2、三确保世界各国艺术史家之间的长期联系；3、促使艺术史国际会议的举行；4、促进和调节在CIHA指导下所从事的研究成果和信息的传播；5、传播和发表世界范围里的艺术史研究信息，包括有关各种会议、出版物和研究计划的信息；6、探讨改善艺术史教学和研究方法，增强研究资源如资料库、图像库和图像学文献等等的手段；7、为CIPSH所规定下的国际合作而服务。就此，曹意强强调了两点：首先，学术和思想没有国界，学术上的国际主义，有助于人们从别的文化中吸取有用之物。其次，学科也没有边界。
黄专根据自己教学的体会认为，艺术史应该是从属于历史科学。除了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称美术史系，其他学院都叫美术学系。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是否需要理论来依托。史论应该叫论史。贡布里希认为美术史的诞生与考古学和病态学分离有关，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美术历因考古而发展，因美学分开而形成独立学科。所以首先要确定它的科学性质。如果不确定它的历史学科的属性，就无法和国外对话。
李凇谈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走进考古学的美术史家；2、考古学的影响，使美术史学向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进一步靠近，向独立的人文学科靠近。美术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3、远离美术的美术史家；4、寻找定位的美术史家。
9月23日上午的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尹吉男。依次发言的有：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20世纪美术史学的发展》；单国强（故宫博物院研究部）《20世纪对明代浙派的研究》；李维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漫谈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易英《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
薛永年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他认为中国的美术史是20世纪初出现的，先后经历三大时期，形成五方面特点，思考这五方面特点的形成与得失，对于展望新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第一个时期从1900-1949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研究改步变古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49-1976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76年至今，是中国美术史研究在中西互动中开拓进取的时期。在经历三大时期的进程中，从研究人员所受教育、社会身份、供职单位方面，从研究资料方面，从研究方向方面，从撰述形式方面，从研究方法方面而言，又形成了五方面既不同于古代、也有别于外国特点，左右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全局与大势。
李树声认为：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发展主要和美术教育结合在一起。当时出版的美术史著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成就，都是为了教书，为了学生的学习使用，知识性放在第一位，帮助美术家的成长，帮助艺术院校培养美术人材。
单国强的论文是进行的个案研究。（从略，全文请另见会议论文选）
李维琨在谈到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时认为，首先对当代艺术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范围应有相对独立的规定性，关注当代已成为中国艺术史论写作公认的热点。其次，当代艺术史论写作呈现重视图像与史实的良好风气。再次，当代艺术史论写作呈现史论融合的趋势。最近，期待一种亲折成果展示方式。
易英谈的是有关当代艺术史的写作问题。当代美术史在现代的美术史系将占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将会增加艺术市场、管理、教育、批评等内容。而在学科性质上，美术批评与当代美术史有大量的重叠，但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编写当代美术史的学者很多就是评论家，也有搞现代和古代美术史的。把当代美术按时序写成专著、历史，材料丰富，但是存在如何选择材料的问题。适用于艺术的普遍原则将在观念面前遇到障碍，是把不同的制度纳于同一编年史，还是否认或批判它的存在。制度并不意味着孤立的艺术形式或样式，它更紧密地与当代文化粘合在一起，这恰恰是当代美术史最重要的特征。
同时下午的主持人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依次发言的有：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走出编译状态》；刘晓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研究》；章利国（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史论的视界》；李健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站在自己的国土上遥看西方美术史》。
王镛主要谈的是外国美术在中国的研究。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浅层容易，很难展开。重要性不亚于外国美术技法的引进。20世纪确实比较稚嫩、薄弱，基本处于编译状态。中国的东方美术史研究更薄弱，常任侠等前辈做了些开创性的工作，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真正象样的东方美术史和国别史巨著。从资料搜集而言，永远不可能走出编译状态，但可以提高学术品格。一、要大量翻译，才有选择余地，才可能自由选择综合。二、加强方法论的研究：1、借鉴西方学者的方法论，2、采用东方国家特有的文化学、哲学和美学方法，3、加强交流和比较研究，4、关注东方现当代美术，5、开展专题研究，6、加强普及工作，7、实地考察，8、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质。
刘晓路主要谈的是有关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研究的学术生涯及其成就。
章利国认为：美术史论是研究美术现象，现象随社会发展变化。有些方面现在的美术学界应加强：一、设计史的研究非常欠缺；二、美术经济学、美术法的研究；三、美术文化学的研究；四、美术教育学的研究；五、美术批评学的研究。
李建群将20世纪中国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分为三阶段：1900-1949年，是零散而自发的，1949-1977年，走向专业化的阶段；1977至今，逐步走向多元化、学术化、专业化。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没有超出编译的范围，存在很多问题：1、资料有限，考察条件有限；2、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使我们无法避免误读的问题；3、语言障碍，译名不统一，专业出版物也显得相当混乱；4、研究方法上的落后，中国的西方美术研究显得薄弱。所以，我们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应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1、提高外语水平，及时掌握最新成果和方法；2、在掌握材料的条件下综合中西所长，寻找最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3、不能脱离开对人文学科的关注。
9月24日上午的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世界美术》副主编、美术史系副教授易英。依次发言的有：李松（炎黄艺术馆）《中国美术史的走向--近20年的研究出版成果，左右美术史研究的社会因素，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美术史学方法论的突破与学科化进程》；曹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世纪陕西美术考古的研究状况》；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作为美术文化观照的美术史学--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美术史研究的思考》。
李松认为：90年代美术史研究和著作的出版进入集大成时期，但作为一个新学科，其研究范围、对象、任务等等都要有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90年代以来美术出版所反映出的美术史研究成果有：1、中国美术全集（60卷古代部分），美术分类全集（350卷）的出版；2、中国美术史、通史、专史、断代研究，古代画家个案，画派研究；3、当代画家的个案文集的出版；4、开拓与填补空白的工作，包括：各画种专史、民间美术、少数民族美术史、女性画史、绘画材料史；5、古今史论研究成果汇编；6、流失海外美术品的图像汇集与研究；7、海外学人研究著作的译介；8、外国美术史研究的翻译，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有：1、尚有空白区有待研究；2、研究方法的深入和科学有待进一步提高；3、现当代史研究需要开阔史源；4、遵守学术规范；5、基础工作的进一步完善；6、建立自己的美术史研究体系，运用和引进新技术与手段。
皮道坚认为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美术史学方法论成熟的第一标志是美术史学科的方法论的形成的自觉的应用；第二标志是美术史进入综合性大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联系与受重视；第三点，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结论与思考：1、方法论总是运动中的；2、方法是要解决问题；3、方法本身隐含的文化权力，与政治利益，我们反省的同时要警惕。全球化会带来美术的前景，但是学术化的全球化不是一种方法对另一种主法的掩盖，要以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为前提。
罗世平的发言既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美术史研究在中国的观照，也是对未来美术史研究的展望。由经济和信息技术引出的全球化问题，已是21世纪面临的首要课题，它也即将成为学术研究中需要正视的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文化的全球化现象带给美术史研究首先是文化背景的置换。以全球文化为背景，传统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有可能是多种文化参照系中的一支，其作为美术文化观照的时空范围和文化属性将呈现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定。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属性在比较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认同，将给美术史研究新的启示，它的作用在现当代的美术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它也会带来古代美术史研究中在观照范围、时限距离上的较大变化，至少在文化属性的认定过程中会超出传统的时空观照界限，从而对某一艺术思潮或艺术风格作出更准确和清晰的分析判断。因此美术史研究在某程度上是作为美术文化的观照。以全球化作为背景，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属性的认定必然引发研究方法的变化和学科间的交融。背景置换之后，我们的美术史研究应该考虑如下4个问题：1、相异美术文化间的比较研究；2、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种人文学科的互相借用和补充；3、传统美术史本体研究与文化分析的有机地结合；4、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的关系。立足于全球化的美术史学在观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更新，一方面能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会使我国美术学科尽怜惜地成熟和壮大起来，使之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
会议发言结束后，薛永年教授受组委会的委托作本次会议的学术总结。他对本次会议发言与讲座中所涉及的美术史学科建设的相关课题作了概括和归纳。他认为这次会议可看成中国美术史学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他回顾说：本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曾有过三件大事关系到美术史学科的建设：一是第一本美术史著作的出版，作者是姜丹书，时在1917年；二是第一个艺术史学会成立，会员有滕固、马衡、常任侠等人，时在1937年；三是第一个美术史系成立，设在中央美术学院，主要负责人是金维诺先生，时在1957年。三件大事各相差20年。在这次盛会后如果能持续这种精神，切切实实做工作，可以列为本世纪美术史的第四件大事。
最后范迪安先生宣布：经与文化部商议，与代表酝酿，美术史学会筹备工作小组成立。罗世平先生向与会代表传达了中央美术学院欲与出版社合作出版本次会议论文集的意向。
会议虽然结束，但是会议所提出与涉及的问题仍需要我们的继续研究与探讨。在整个当代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艺术史学科仍需要不断检视自身的学术定位，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角色，以完成更为艰巨的美术文化研究的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