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台湾“东亚绘画史”国际研讨会记要

　　2002年10月4日至7日，台湾国立大学召开了以“东亚绘画史”为主题的国际艺术史研讨会。众多来自海内外的知名艺术史学者、研究员以及院校学生在这里集聚一堂，聆听最新的艺术史研究成果，探讨最近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方向。参加了本次会议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尹吉男教授表示，在这次学术盛会上他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刺激，原因在于他看到国际美术史研究事业正在蓬勃而有序地展开，而我们大陆研究的总体水平却仍然显得相当薄弱，作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他深深感到尚有大量具体扎实的工作要留待日后去做。

　　本次大会共有五个议题：“传统绘画”、“佛教美术”、“文人画”、“方法论”和“近代与当代绘画”。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也大大超出了风格和审美的范畴而充分显示出当代美术史研究的多元化趋向，比如Jonathan Hay在探讨文征明绘画构图与审美的背后想要追问的关键问题是：人与社会如何在艺术品中相遇？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的石守谦教授通过《寒林钟馗图》想要探讨的是中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与认同这样一个大的问题。香港大学的万青力教授则以一篇《中国商人中有影响的艺术家：1700—1948》有力地向我们证明了商业对近代中国美术史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跨越了自己的经典领域而做出了新的研究。比如以研究中国早期美术而闻名的巫鸿先生在本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这些都反映出真正的艺术史研究应该避免学究式的形式而保持对于本质问题的关心，应该既延续前辈的学术脉络又敏感于我们当下的问题。万青力先生说的好，美术史终究是要通过视觉艺术这种形式来研究人，从而来认识我们自己。

　　当然，这种多元化的美术史研究并不是对诸如高居翰这样的老一辈学者的否定。30多年前，对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高居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试图为中国绘画建立起一条有似于西方绘画史的清晰的风格脉络，并把这条脉络看成是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保证和起点。即使今天有很多人怀疑这项工作的可能性，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试要做的事情是非常诱人的，因为人总是渴望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以把握和分析的秩序，这种秩序甚至是我们良心的依靠。而且有一些原因使他们相信这一企图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在青铜器和陶器方面发生的事情，Loehr和苏秉琦都成功了，这无疑给了他们很大的激励。然而信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青铜器、陶器甚至画像砖石，它们更多地还是属于物品，而且可以大批量地制作，那么对于它们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绘画吗？它远比这些物品含有更多的个人因素。韦伯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中指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是通过普遍性来理解世界，而人文科学则是通过个别性来理解世界。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相对的风格序列无疑要剔除掉无数的个别，尹吉男先生对于王镇墓出土作品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日后的研究者希望尽可能在更复杂的问题上找到答案，对于美术史研究的探索也在前一代学者的基础上日趋丰富和多元。这次的艺术史大会正是在这样一种趋势下产生的新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同时也正如尹先生所说，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有待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

（杨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