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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导论许子东
	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在《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中的一段话后来常被选摘引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1]中国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在文革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也变得不大可能，除非你叙述"文革的故事"。　　事实上，自1977年至80年代末，相当多数脑的中国当代小说，都和文革背景有关。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与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与影响，这是一个很少中国（特指大陆，下同）当代作家能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假如不先讲述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给文革一个"说法"（借用张艺谋电影人物秋菊的说法），很多中国作家（及读者）似乎还不能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心创中真正"生还"，他们与传统文化及"五四"的种种精神联系都很难延续。虽然文革小说的创作动机与风格可以很不相同：有的作品被写成文革的历史见证，有的作品直接对文革作政治控诉，也有的作品意在讨论文化课题或形式探索，却以文革为叙述背景。但所有这些小说形式的"文革叙述"，不仅已成为当代文学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现代汉语书写的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文革叙述"。因为某些特定历史文化条件的原因，文学（尤其是小说），20年来已成为国人谈论、叙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而对年轻一代及后人和"外人"来说，所谓文革，首先是一个"故事"，一个由不同人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内容情节大致相同格式细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可以引出种种不同诠释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小说版本，很可能会比政治文献版本或历史教科书版本流传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本书想对描述文革的小说作一些抽样的形式分析。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文革故事"与作为历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我无力，也无意去努力考证探究当代小说中"文革故事"是否反映、记录、再现或表现了文革的"历史真实"（如果真有所谓"历史真实"的话）。我所关心的，只是种种不同的"文革故事"在小说形式中是如何被"叙述"的。为什么会被这样或那样"叙述"，以及种种不同"故事"之间的某些共通的与小说形式有关的叙述规则。　　本书一方面并非通过文学作品作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也不想将有关文革的小说叙事模式只作为纯文学现象来讨论--虽然这些文革小说，放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看，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其中有些作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本世纪最后20年大部分重要的小说家，如王蒙、张贤亮、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史铁生、张承志、莫言、余华、马原等，皆因叙说他们的文革经验而著名。但本书的研究重点，却并不在于这些"文革小说"的纯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是在具有比历史、政治、法律、新闻等领域相对宽松的条件下，才成为知识分于和民众谈论"文化大革向"的主要途径。"文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历史记载、政治研究、法律审判及新闻报道的某种功能，而且这些"故事"的写作与流通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政治、法体、传媒乃至民众心理的微妙制约。当小说家用文学形式将他们个人的文革经验变成大众论述时，他们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有关文学的"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这种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与其说"记忆"了历史中的文革，不如说更能体现记忆者群体在文革后想以"忘却"来"治疗"文革心创，想以"叙述"来"逃避"文革影响的特殊文化心理状态。而这种小说形式的"文革集体记忆"的书写过程，正是本书研究的全部要点所在。　　本书将以1977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上写作与发表的50篇[2]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长短篇小说为例，整理和探讨文革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同时也分析这些文革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及其叙事功能，最后再辨察这些文革小说的几种基本叙述类型。所以，本书的讨论对象，将不包括l966年至1976年间（即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说作品，也基本不涉及文革中和文革后在香港、台湾及海外发表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文创作。本书最基本的研究前提，是假定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文革故事"，具有叙述模式上的某种相似性，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种叙述模式的相似与相通，证实着当代小说所书写的"文革记忆"的"集体性"；而这种叙述模式之间的差异，则显示着各种文化力量对"文革集体记忆"书写过程的不同制约。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受到普洛普（Vladimir Propp, 1895-1970）分析俄国民间故事的方法的启发。普洛普在研究俄国民间故事的分类和组织时，曾在100个魔术童话中概括出31种顺序不变的功能及7个人物角色。（1. 反角，2.施主"供养人",3.帮手，4．公主"一个被寻求的人"和他的父亲，5．派遣人，6．英雄"寻求人或受害人"，7，假英雄。)[3]普洛普1928年在苏联科学院所从事的这项童话研究，直到70年代才被译成英文,却对英美学院里的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罗怕特·休斯（RObert Scholes）这样评价普洛普的研究："尽管小说研究的传统要追溯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但结构主义小说研究则几乎可以说是从弗拉基米尔·普洛普的俄国神话故事研究开始的。普洛普为小说研究提供了'简单形式'，这种简单形式对结构主义思想一直起着一种重大的推动作用。"按照罗怕特·休斯的概括，普洛普的工作就是"从一组拥有近似造型的一百个故事中，努力抽取一个原始故事的结沟。这个原始故事的31个功能包括了在这整组故事中的全部结构可能性。"普洛普"关注故事的形式特点，它的基本单位以及制约这些基本单位的组合的那些规则。他实际上是在为某种叙事体试制定一部语法和句法。"[4]本书在考察"50篇作品"的基础上、也会在"艾革小说"千奇百怪变化多端的灾难故事中列出29个有一定秩序的"情节功能"与4个基本叙事阶段（初始情景：灾难之前的状况；悄景急转：主人公陷入某种灾难；情景急转之后的意外发现：主人公忍受灾难并获得某种解救；结局：主人公脱离灾难，反思灾难中的是非恩怨，感谢苦难并拒绝忏悔）。在讨论上述叙事模式的排列组合规则的同时，本书也将分析五种主要人物角色（1.受害含；2.迫害音；3.背叛者; 4．旁观者；5.解救者）在"文革叙述"中的不同功能。诚如罗伯特·休斯所言，普洛普的研究"教我们在分析情节功能和人物角色时注意它们之间的精确的和细致的相互联系。"[5]而笔者在这本小书中想要做的事，也正是探究"文革叙述"中情节模式与角色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讨论小说形式的"文革集体记忆"的若干书写规则。换言之，即讨论"文革叙述"的特殊"语法和句法"。　　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与文革拉开距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试想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在40年代末撰写"新文学史稿"时，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似乎已很久远。但同样相隔32年，笔者l998年在国内某学术会议上宣读有关文革书写的论文时，讲者与听者都好像在讨论昨天的事情：会后引起争议的仍是"当初参与造反是否需要仟悔"之类直接牵涉切身经历的伦理课题。在缺乏心理距离的情况下，感性材料与私人记忆就一直在文革书写中扮演重要角色。用"叙述"重组知青或右派生活的意义，用"故事"疗治自己也不承认的心创，显然是比"娱乐读者"或"为艺术而艺术"更为实在的创作动因。但另一方面，再特殊的感性材料，再隐秘的私人记忆，在文革书写中又总是要以历史"大叙述"的面目出现，总是伴随着对灾难前因、起源、后果、教训的解释与总结。换言之，有关文革的私人记忆必须要以公众记忆的语法才能被书写被阅读。每个叙述者都以青春、伤势，甚至死者的名义担保他们的故事的真实，但读者却分明在不同的故事中看到不同的文革历史。这些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文革图景"及其对历史文革的解说当然联系着文革后不同"诠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6]）、不同意识形态力量之间的妥协与斗争。而普洛普的方法，就是帮助我们将很多不同的文革小说作为同一个文革故事来解读，以便分析在这个"大"的文革故事中种种对文革的不同解说：第一，如何与作者的经历背景有关（比如工农兵大学生梁晓声，张承志对红卫兵及知青运动的理解与众不同；曾在文化馆或地方剧团工作过的古华、叶蔚林、张弦比较擅长满足民众对文革的想像与趣味……）；第二，如何受到书写策略、艺术手法的影响（比如同样处理受伤的细节，伤痕文学含泪淌血，探索小说则不动声色。又比如女知青在竹林《生活的路》中被村民强奸，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却自愿上床。）；第三，如何为叙述角度（作品主人公的社会身份）所制约（例如，干部主角大都反思文革前无心犯错，造反派主角多抱怨文革后的审判不公正。又如，男人落难可以为风尘女女子所救，女受难者则必须得到知识男性的援手……），等等。　　以上三个层面中，以第三层面即人物的"角色"与"身份"对文革故事叙述规则的制约最为复朵，也最缺乏讨论。将几十部小说合在一起看，众多主人公的叙事角色（受难者、迫害者、旁观者、背叛者、援救者）与社会身份（知青、农民、干部、资本家、右派、红卫兵、工人、群众……）之间存在着虽然复杂却又不无规律可寻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再加上男／女、多／少及上／下等因素的混合，将是本书所要特别注意的课题之一。　　"集体书写"在本书中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指作家、作品之间的对话关系：每一位叙说者都希望自己的文革故事与众不同，而且能够更深刻地解释文革。每部文革小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其他文革故事的修改、补充或重写。第二，"集体书写"也意味着读者需求、诠释群体及意识形态机器对文革叙述的介人--通过印数销量，通过评奖或选本，通过争议或批判。或许每个叙说者都在以叙述疗救心创，以求在灵魂意义上真正逃出灾难。但什么样的创伤值得（或可以）疗救？什么样的药剂有什么副作用？如果明知救不活，是否应该人道毁灭？面对己死的部分灵肉，是切割还是保存……文革故事的叙说者无法不关心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获奖小说或畅销作品里大量出现的情节和叙述策略，便同时体现着故事叙说者们的集体选择与读者群体的公众需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制约）。这也正是我们可以像普洛普那样，在众多故事中统计归纳出一套常见情节程序并加以研究的主要依据。与大多数研究作家心理及社会制约与创作实践的关系的当代文学评论不同，本书有意只分析文本，有关作家背景等，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只出现在注释中。"作者已死"（当然他们绝大多数健在，很多还是笔者的好友），文本构成独立的世界。因此，所有特定时代的制约、读者大众的参与、诠释群体的规范，各种作家的独特经历、微妙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具体影响，都必须（而且也只能）在文本细节、叙事模式的层面才能被解说，被研究。　　整理与书写有关文革的记忆，于我不仅是一个项目或一种学问，更是一种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债务：偿还对自己以及几个生者死者的债务。在阅读了几百上千有关文革的小说后，笔者仍觉得自己的文革故事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被叙述清楚。但与其在上千部小说之外再增写一个文革故事，为什么不先来整理一下已有的这些数量庞大、内容既重复又相反的文革故事？看看到底在小说文革中已经"梳理"出怎样一些基本线索？已经"记录"下了怎样一些基本的经验？普洛普只是提供某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许有可能讨论这些小说体的"梳理"、"记录"规则、如何体现着本世纪最后20年间国人理解、想像文革的一些基本方式，以及这些基本想像方式之间的重要差异与合作关系。研究"犹太大屠杀"的学者费修珊（Shoshana Felman）与劳德瑞（Dorilaub)在《见证的危机》的《前言》中说："我们虽有全部的答案，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7]而我在整理文革故事时却觉得："我们虽见全部的症状，却不知道病是什么。"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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