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必须"三突出"、的原则处理画面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化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以工农兵作为主要描述对象，表现他们的思想，刻划他们的形象。鉴于解放后的文艺战线未能很好地执行这一指示，毛泽东在1964年两次严厉批评了文艺部门的领导。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江青，摸准了毛泽东希望纯洁革命和文艺创作的理想化心态，进一步提出了"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口号，并在她一手策划的《上海座谈会纪要》中称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从此，这个口号充斥于报刊，成了广大文艺领导的口头禅，而著名的"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则）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于会咏借转述江青的话首创出来的。不过，于会咏很快把这首创权拱手交给了江青，根据这一原则，在艺术创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必须由一定的等级秩序体现出来，处在最上面的是居于革命中心地位的领袖，其次是工农兵英雄人物，再其次是一般群众，最底层的则是反革命分子，由于这样一个原则出笼不久便被权威的《红旗》杂志捧为指导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的体现"，所以，各级文艺部门都十分强调"三突出"原则在具体创作中的运用。例如，被称为"四人帮"在美术界代理人的王曼恬就指出"美术创作也要搞三突出"。面对着这样的巨大压力，广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使主要工农兵英雄人物处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上，进而更好地表现出工农兵英雄的崇高境界、革命气概与高大形象，因此，1972年--1976年的革命主题性美术，在画面构图上，显示出了"英雄支配一切"的倾向。从整体上看，当时的艺术家主要是采取如下方法结构画面的：

（1） 用特写的方式塑造无产阶级英雄的高大形象

　　所谓特写，就是取最近的景，把画面的主体突现出来，这种方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可谓红极一时，例如，以年画方式挂遍千家万户的《李铁梅高举红灯》、《杨子荣打虎上山》等彩色剧照都是用特定的方式拍下的。

　　按当时流行的艺术观点看，其优点是可以在画面上有意识地表现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细致深入地刻划英雄人物的表情神态，鲜明强烈地树立起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广东画家汤小铭显然对这种手法有着特别的研究，因为他参加1972年全国美展的三件油画作品：《永有休战》、《女委员》、《虎门民兵》都采用了特写的构图。其中《永不休战》尤其著名，这幅作品取材于鲁迅去世前两个月抱病写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史实。为了突出躯体的"骤病"与精神刚强之间的对比关系，作者通过特定的方式有力地刻划了鲁迅的精神品质。在1976年第2期出版的《美术》杂志上，娆名是这样评价该画的："人物整个动态从容而且稳定，额头，眼神，鼻翼，嘴角和面部肌肉的刻划，都鲜明，准确而又生动地揭示出人特刚毅不屈的精神性格，特别是眼神的刻划，似乎是在凝思文路，又好像是'横眉冷对'一切'怨敌'；既刻划出地敌人的满腔愤慨和'怒向刀丛'的神情，又描绘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蔑视和必胜信念，把许多复杂的情绪，有机地统一在一个肖像中，这些刻划不是表面的，而是通过似乎平静的面部表情，揭示出人物蕴藏在心底的思绪的波涛。"接下来，他还写道"鲁迅的'病'在人物形象上主要是通过手的刻划表现出来的，那一双按纸捏笔的手，枯瘦而又坚实有力，对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永不休战》是1972年全国美展中十分突出的作品，不仅几乎被所有重要杂志和报刊发表，而且几乎被所有评论1972年全国美展的文章所提及。

（2） 用仰视的角度表现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了解透视规律的人都知道，故意压低视平线，不仅可以造成由低往高看的仰视角度，还可以在画面上表现出一种庄严高大的感觉来。正因为这样，当时的电影、摄影也好，美术也好，在表现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英雄时，很多是采用这种透视角度。1972年全国美展上展出的油画《开路先锋》（集体创作，陈逸习、魏景山执笔）即属一例。这幅画的中远景是繁忙的筑路场面和群山，近景上占着很大位置的是一群肩扛着铁轨的工人与士兵。因透视的作用，他们比群山和机械还要高大。加上作者运用了类似雕塑的处理方法，于是充分显示出了工人阶级战天斗地、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不过，由于考虑到透视会造成人物的巨大的变形，所以，作者在处理人物造型时，并未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仰视原理，这使得画上人物的透视变化还是不大的，此种方法亦可以在《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油画，沈家蔚作，参加1974年全国美展）中看到。这幅画运用了仰视原理，压低了景物，突出了边防军人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其寓意是只要敌人敢于来侵犯，无限忠于祖国的边防战士就要它有来无回。该画出现在与前苏联发生了边境纠纷之后，是发表率极高的作品。

（3） 用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种方法是利用对象在视觉上越近越大，越远越小的透视规律，有意把同一画面中人物的大小差距拉开，从而达到利用其他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衬托主要英雄人物的目的。《历史不容篡改》（油画，汪洋作，参加1974年全国美展）表现的是一位老民兵在"辽沈战役地图"前批判林彪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场景。这幅画把威武有力的老民兵放在前景上，为了交待他的身分，作者还特意在他的身旁放上了写明"塔山英雄连"的奖状和一杆乌黑的老枪。相比之下，远景上的解放军指战员就成了陪衬性人物。他们的出现与立在前面的麦克风一样，旨在强调出一种典型的会场气氛。按忻一岱的说法，这样布局的好处是，"恰当地处理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既没有让大量人物分散画面，又做到以两个解放军指战员专注入神听讲的形象道出了军民同心齐战斗的深邃含义。"《历史不容篡改》直接表现了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政治斗争，所以被忻一岱认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风貌"，"是一朵在批林批孔斗争风雨浇灌下开放出来的战地新花，是一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情颂歌。"

（4）将主要英雄人物安排在显著的位置上

　　实现这样的目标，是有具体方法可循的。一本当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怎样画连环画》告诫画家说："如果我们在画纸上划了九个空格相等的井字形虚线的话，四个交叉点范围内是比较中心的位置，一般讲主要英雄人物的位置，最好贴近这一范围。或高，或低，或左，或右。"不可否认的是，这里虽然谈的是连环画创作问题，但同样适用于独幅画创作。例如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作，参加1972年全国美展）、《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作，同上）、国画《矿山新兵》（杨之光作，同上）等作品都是按此原则来安排中心人物的。不过，由于情节内容的需要，有时必须把中心人物或主要英雄人物放在较偏的位置上，怎么办呢？该书的作者认为，此时在"处理其他人物与北京时，动势与趋势要引向主要英雄人物，或留给他一定的空间地位，使这部分突出，也能让人感到是在显著的位置上。因此画面上位置显著不显著，也是相对而言的。"油画《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周树桥作，同上）、《古田会议》（何孔徳作，同上）都很明确地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在这两幅画中，虽然中心人物毛泽东处在了偏左的地方，但由于画中其他人物的眼神，姿势都向他倾斜，加上两幅画的作者都有意识地运用了疏密对比、动静对比等手法，所以毛泽东还是处在了显著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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