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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青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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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蔚也是一位浙江籍的知青，生于1948年，是1966年的应 届高中毕业生。他于1970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并在42团政治部的宣传股任美工。与他一起成为后来黑龙江知名知青画家的还有陈宜民、李斌、刘宇廉。陈宜民他们都是来自上海，是区少年宫的美术组成员，并有一定的创作业绩。李斌的一幅木刻《造反有理》发表在1967年的《人民画报》上。陈在三师19团，沈在四师42团，李在41团，刘在五师50团。在这些建设兵团的每一个师、每一个团中，都有画画人的位置，但名称不同，有的是电影放映员，有的为美术员，除了一些需要"突击"的情况或兴修水利外，他们基本上终年"脱产"。"脱产"期间70%的时间用来画宣传劳动模范的幻灯片、办展览等，只有在被借到兵团总部或师部时，才能得到创作的机会。当然，这些知青画家来到兵团后的第一年里，都还是与其他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这种劳动有时是一般的农活，有时则是伐木这类重活。
1969年底，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的赵晓沫、李建国、尤劲东、赵雁潮、陈新民等20多名学生，自愿要求去生产建设兵团，支持边疆建设。他们虽然只受过一年的专业训练，但见识颇广、才华横溢，给业余出身的知青画家以极大的影响。
兵团文化部任命原转业军人郝伯义负责美术创作。他当时30出头，极富组织热情，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交待的创作任务，他组织起了学习班，并亲自动手制作了学习班所需的桌、椅、床等。沈嘉蔚在20多年后的回忆中这样写道："郝是兵团美术创作的灵魂人物，没有他也就没有这一个小文艺复兴的出现。"（11）郝主张学习班的创作以群体的面貌出现，并将60年代红极一时的北大荒版画的整套技法全部传授给学习班的版画组成员。他们各自构思草图，然后集体进行修改，让能力较强的改稿，定稿后指定一人刻印。当1972年恢复公开署后，最后的完成者便可署上自己的名字。
兵团的直接领导是沈阳军区。1971年为准备1972年的全国美展，军区从兵团抽调了一批美术骨干进行命题创作。在这第一 次展览中，兵团的知青的成绩并不理想。不过，这种机会使他们获得了充裕的时间来进行专业知识上的补习。他们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彼此间交换珍贵的学习资料－"剪贴本"进行欣赏临掌。这些"剪贴本"的内容大都是他们从兵团俱乐部偷出来的《苏联画报》。对这些资料，他们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这使他们的负责人郝伯义为之担忧。他担心上级领导发现这类"复辟封资修"的活动而取消整个学习班。在反苏防修的声浪中，年青的艺术家们仍然斗胆将苏联艺术奉为自己的偶像，因为这是他们在当时惟一可以见到的外国艺术作品。1971年，沈嘉蔚所在的四师７名创作人员集中在一所停办了的农垦大学的校舍，进行老红军题材的连环画创作。农大的一位教员是美术爱好者，他藏有几大册苏联《艺术家 》、《造型艺术》杂志及苏联画报上的油画作品，他坦诚地将它们借给这些年轻人。他们如获至宝、忘我临摹。不久，他们又去了哈尔滨修改画稿，沈嘉蔚与李斌睡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书架上的苏联《星火》画报中的插图，又使他们着了迷，临上了厚厚的一本。这些印刷劣的苏联艺术品，不仅影响、甚至可以说统一了他们的艺术风格，也充实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速写是他们记录生活的工具，也是进行基本功训练的手段。因而传阅速写本，也成了他们交流艺术经验的渠道。除了面 对生活进行直接写生外，他们还常常画电影速写。在当时，"内部电影"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最大的精神享受，也为速写训练提供了机会。看完一场电影，他们都要记下几十个镜头，这对他们后来的创作，尤其是连环画创作帮助不小。据说，这种"电影速写"的风气是由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传播开来的。沈嘉蔚是速写方面的高手。他从登上支边列车后，就开始画速写，在兵团期间，他画了厚厚的十几本，但都被别人借去临摹学习了。这些速写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一两个动作或景物，其中的一些画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创作成分。他们互相间毫无保留地传授有限的表现技法，有时一个人在技术上的一些小小的突破，都可为大家带来无穷的乐趣。（12）
在接连不断地创作过程中，他们逐渐暴露出了业余作者的弱点，无论是基础的造型能力还是画种的专业技术，都使他们迫切地感到要进行补课。为了增加解剖方法的知识，沈嘉蔚向我们讲起了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1 975年冬，他与刘宇廉、李斌、卓立（刘的女友）一起去太阳岛看望正在疗养的老师张钦若。张在谈话中提及太阳岛江边有两具尸体多日无人收葬。他们在回家时便一同去看，发现其中的一具女尸已经腐烂。刘与卓商量后，手脚并用，将那头颅拧了下来，回家后使尽各种办法将其清洗干净，供自己学习解剖用。
这段历史为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感受（不光是我，也是共同的），便是一旦有机会集中创作，便如过节一般快乐，那种高兴市难以形容的，而且笼罩全部的创作过程。这种感受，在我以往的全部生涯里，除了1982年-1984年中央美院的二年进修外，没有再出现过。那种喜悦是多方 面的，第一是可以干我视为最大享受的艺术创作；第二十可以与久别的朋友相聚（当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在兵团的画友，如刘宇廉等，只有在创作时才会相聚）；第三十那种没有任何金钱、功力牵挂的纯真的艺术气氛。这第三点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那时，艺术与金钱不挂钩，是一种单纯的兴趣。
自然，所谓艺术，在当时只是宣传工具。但我们太年青，充满生命力，太不顾及这种种清规戒律。事实上，在创作方面，是寻找一个政治与个人感受爱好相交的点展开。我自己的两幅主要创作正是这样画的，因此画时是灌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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