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你的绘画整体给人的感觉是都市现实主义，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成份比较多，即使是后来画风转变，想请你谈一下对画中现实主义成份的想法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针对性。
邓：在90年代整个过程中可以说对现实社会有一定的批判性，也是一条主线吧。开始作品会具象一点，关注点是城市，城市体现了社会的一个焦点，后来就慢慢移位，城市具体的痕迹（房子、车）少了，转移到情绪上的东西更多一些，借用很多东西来暗示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关注。91年至95年，作品里还有我的个人形象出现，背景就是城市里面常见到的一些符号，比如比较密集的城区、密集的人，跟当时的心境有关系，那种对抗性很直接也很明显，后来慢慢就逃离了这种感觉，从群体里面抽离出来，成为个人化的暗示和情绪化、动作化的一种变化，同时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于人的一种负面的影响的批判。
美文：有一个话题看上去比较古老就是“为……而艺术”，艺术家本人或评论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想呢？
邓：看你把自己界定成什么类型的人，我从画画那一天就在考虑这方面的东西。手段本身并不重要，看你关注哪个点，哪个缺口，我一直以来不管手法如何都在关注当代社会背后的一些东西，很多画家、朋友也都关注当代社会与个人的某种关系，这是当代艺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剥离了绘画里一种审美习惯性的东西，我很早就剥离了这种关系。
美文：都市本身是当代的一个话题，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题材做得非常多，像你在三年展的作品——《明日海阔天空》从现象来说是人的迁移、精神的转型，那么你觉得都市的变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邓：都市对我来说是繁华之后的一种脆弱，是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的人文关怀，至于原来人生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本质）没有了，物质方面可能给你很多生活上的一种便利，但精神方面却慢慢流失了很多人性化的东西，那么提出来放在架上作为精神上的一种共勉，让人知道怎么珍惜生活、生命、珍惜自己精神上的价值存在。
美文：三年展当中把你的作品放在“人与环境”这一类里，三年展所提出的“当代性”和“实验性”这两个概念，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邓：三年展之前没有一个展览（文献展览）会去介绍、总结90年代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我的画放在“人与环境”里面，因为“人与环境”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环节。“实验性”和“当代性”两个概念，我认为“当代性”更宽泛一些，“当代性”这个批评概念本身有包容性在里面。“实验”当然也包括了许多批评本质和艺术的手段性，这个时候要剥离很多传统（也继承了传统），反叛很多东西，可以不顾太多框框，实验永远是这样。
美文：现在谈到当代艺术，艺术家都很注意观念、注重作品的社会性或者注重一种心理效应，那么大部分忽视了艺术的形式性和美学性，你觉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邓：我觉得艺术从本质上可以把黑暗或光明的一面摆在桌面上，来矫正以往对审美的一种理解，而不是顺着观众的审美态度而走。现在艺术已打破了以前唯美的一种标准，放弃了原有的一些固定的审美标准。包括评论家也要找一个热点或切入点去谈。
美文：但是实际上形式美学仍然存在着，即便是现在很多观念性的作品，即使现在不提美学，但还是有一部分优秀的作品把观念和形式结合得非常完美。
邓：这个形式可能已经摆脱了原有的审美习惯的成份，它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它更多与圈子有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观念很新很超前，它技术上是学院派的，里面的古典审美规律是不是跟我们当代社会生活冲突特别大，不一定，很自然地流露一些痕迹；但它不是以前学院派里面搬过来的，而是借用特有的元素，比如平涂在技法里面可以存在，如果你是学院派，可能永远不讲表面的一种平涂，但平涂反过可以成为很大优势的时候，刚好能吻合当代的一些东西。消解语言的时候，在肯定之后也要否定一些东西，这是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纯观念是消解语言的东西，在架上少，比如曾浩的作品，从画面来说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审美要求。语言在油画里面太多规矩了，程式上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消解之图，那你在架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比如王广义很多很多已不是一张画的问题，技术上的痕迹还是有的，形式、技巧与观念结合得很好。
美文：“话语权力”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怎么看待？从社会圈来说，观众、艺术家、评论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联系到“公共性”的话题，谈谈你的看法。
邓：“话语权力”在艺术圈范畴里面谈的事情，我们可以剥离了政治性的渗透，我认为“话语权力”是合理的，但同时我认为它是双向的。关于“公共性”，其实现在艺术已经是大众性、公共性并列，现在艺术已经不是“高于”生活，而是“平”于生活、“低”于生活了，艺术成为一种手段，什么人都可以，很多有话语权，这才体现一种当代性。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反击，强制性的一些东西，作品形式没有强，内容背后有一种东西强加于你，有挑衅在里面，跟观众真正是什么交流呢？其实无形之中利用了观众。
美文：你的作品前期跟后期区别比较大，后期主要以“青春”和“性”为选题，应该说跟当代靠得更近一些，对现实有揭示的作用，除了我的这些感觉之外，你的作品与玩世现实主义、泼皮艺术、政治波普那一类有什么区别？或者有没有受过影响？
邓：我想说的话语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再现的是一种当时的无聊感，是人的无聊，就是艺术并不是很崇高，人并不是很完善的，人在生活背后还有很多问题，人还有很空虚的东西，把它搬到画面上去。我认为无聊背后还有优美的东西，人可以生活得更好，但我是一种反思维的东西。拿泼皮来说，是在对抗那种跟观众格格不入的很高雅的东西，他们在嘲讽一种高尚的虚伪，真的高尚吗？艺术其实也在揭示一种很不尽人意、很无奈的一些事情，除了这个我比他们多了一个含义，那就是里面真的还有健康，我反虚伪、反无聊，我要珍惜人生、留恋人性，我原来就说可以提出来给别人思考。在手法和题材方面我不是再现，因为我不通过照片，我可以把人的精神状态抽离出来，可能有无聊性，但无奈背后还有一种很弱的希望在里面，我在表达一种很弱的希望，并不是说社会就一定很美。
美文：你的题目我很理解，给人留下的感觉是优美。
邓：优美背后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是不是这样呢？
美文：对。像《一抹晚霞》、《味道》、《夕阳为什么如此美丽》，给人的感觉很健康。再看画面有一点点脱离，但还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美文：谈谈你对“消解与重构”的看法？
邓：消解其实在消解一种固守传统的东西，对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包括语言方面、内容方面的消解，你重构是重构一种新的审美秩序，一种新的人文关怀，肯定是这样，美的艺术的秩序的重构，这里包含呼唤一种健康的艺术。
美文：这个才应该成为主流。
邓：我认为是这样。经常说“消解什么”，其实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在努力做这份工作，架上艺术不会消解，西方国家有很多提出“重归架上”这个概念。油画作为媒介的存在的说法正是当代艺术里面的一种宽容性，打破一种专业性质，它已经更广泛了，材料已经不重要了，艺术给制造上带来一种广泛性。
美文：我觉得你前期的作品非常具有人文关怀，后期的非常具有即时性的当代感，你认为以后的作品在题材和形式上会有改变吗？会不会寻找另外一种突破呢？还会保留强烈的都市性吗？
邓：那肯定会的。在风格确定之后我已经在考虑下一步该怎样，语境会怎样变化，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清楚。我关注人、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关于都市性的主题可能会延续比较长的时间吧，手法、角度上可能不大一样，但这个是一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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