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1999年底
地点：通县滨河小区
木头：作为“艳俗艺术”的始俑者之一，你为什么没有参加后来在天津由廖文、老栗策划的“跨世纪彩虹”艳俗艺术的大型联展?
杨卫：不是我不想参加，而是我觉得艳俗艺术有很多并不成熟的地方，我指的是作品。当然，首先是我自己从前的作品不成熟，太概念化，好像是故意要往艳俗这个名词上套，没有什么艺术和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从前也主要是对现象感兴趣，可能是由于中国当代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吧，各种社会问题的涌现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很难沉下心来从艺术和生命的深层次去思考、去探索，艺术家只有在社会思潮中去寻找自身的位置，创造自己的艺术感觉。 艳俗艺术刚刚出来那会儿，就正是大众文化谈得最热闹的时期，当时我花了很多功夫去分析现象，也就是为艳俗艺术的出现寻找根据，探求其存在的合理性，以致于我把自己都给套上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这其实也是艳俗艺术家们一个普遍不成熟的地方。一旦社会上流行一种趋势，就像艳俗艺术被提出来后，大伙便一窝蜂往上靠，什么萝卜呀、白菜呀、大红花之类的，好像谁的作品俗、谁的作品艳就是艳俗艺术。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是真正的俗气，最后只会使艺术家变得头脑简单，思维迟顿，既丧失艺术创造的能力，对现实和文化更是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现实中的艳俗实在是太强大了。在这样强大的艳俗面前，一种简单的摹仿反讽，只会给人一种找不着北，只好跟着现实屁股后头追的感觉。
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对艳俗艺术产生一种逃离心态的原因。其实，我并不是逃避这种艺术，而是逃避当时这种艺术背后普遍轻浮、造做而又俗气的心态。我倒并不是要捍卫什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而是我觉得艺术嘛，至少应该还是有高于现实的东西。这就像我们通常所说某个东西很艺术，肯定是因为这个东西区别于现实，有一种出奇不意特别的感觉在里面。艺术家就是创造这种特别感觉，也就是说不断在现实中创造惊奇的人。总而言之，艺术是需要智慧的。在艺术中我们可以表现得很轻松，很随意，但千万莫把无知当个性来表演，那样就有点滑稽可笑了。艳俗艺术不应该提供这样的滑稽可笑，而应该朝往另外一个层次上去延伸，去展开……。
致于我后来为什么没参加“跨世纪彩虹”艳俗艺术联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还要感谢老栗和廖文，他们取了一个名字“跨世纪彩虹”，既然是跨越世纪的，我的视野展望的更是新世纪的开始而非旧世纪的结束。我喜欢不断开始的东西，对自己的能力是一种挑战。置于死地而后生，大破大立嘛。这样才够刺激，才能充分体现一个人创造艺术的能力。
木头：那么，在你看来什么又是创造性呢?
杨卫：创造性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的体能一样，创造性是人自己可以敏感到思维的程度。它具体得直逼人思想的深处，人通过良知的充分开启就能实实在在的触摸到它。艺术史上许多大师的惊世之作，经过了长时间的洗刷，还能越过距离与空间感动我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区别于现实而可以容纳想象与精神的三维空间。创造性绝对不是现实所固有成形的东西，而是超越了现实，经过人的大脑深造出来的一种奇迹。
当然，艺术不可能完成脱离开现实，无中是生不出有的，这就像人是活生生的生活在当下，生活在此刻，当然离不现实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问题虽然是非常现实的、是完全现场的、当下的，可是针对问题的方式则应该还是朝上的、超越性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这即是所谓以形而上的目光来关注形而下的事情，这样容量才够大，才能酝酿出巨大的情感状态，从而产生出艺术。否则，就只是充当了现实的简单记录，谈不上创造，也就谈不上艺术了。
中国当代艺术这二十年之所以没留下太多激动人心的作品，大都是因为跟现实贴得太近，一直有点像新闻记者记事的味道， 所以，当现在回过头来看，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后，除了极少数作品还能吸引我们视线外，大部分都被这变幻莫测的现实给吃掉，消声灭迹了，将艺术演绎成一种简单的社会批判，只会使艺术简单化，平民化和庸俗化，围绕社会现实这么一个层面，艺术只能成为社会学的一个角本，从根本上不会有什么艺术的价值。艺术的价值是什么?是创造了一种不同凡响的语言，语言就是色彩，没有语言这个世界一定是暗淡无光的。语言其实不单单是用作记载，更重要的它还能营造出一个足可以容纳人思维与想象力的空间，这种空间感的营造，小说是通过结构，音乐是通过旋律，诗歌是通过韵味，而当代艺术则是通过跟社会及其生命深层撞击后体现出的视觉心理层次。没有这些层次的存在，杜尚的马桶就只是马桶，博伊斯的油脂椅就只是油脂椅，而杰夫．孔斯的艳俗艺术就真的是庸俗不堪了。
其实，同样是关注我们的现实命运及困惑，以前的黄永水就做得很好，当时在《现代艺术大展》上他做的一个作品，将一本中国绘画史与西方现代艺术史在洗衣机里搅拌。这件作品很有东方人的智慧在里面，这种智慧抵达中国现实文化和普遍中国人生存困惑的程度以及启示人的程度，我想，远不是以确立一种个人的所谓艺术风格可以做到的。这不仅需要对时代超常的感知能力，更需要对语言自由的驱驾能力。而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似乎太缺乏这些能力了。要么只能在自我弱不禁风的身体里收罗一些没有感觉的感觉；要么就是大张旗鼓、口若悬河的叫喊着什么批判性，其实只是沦为了现实的奴隶。
木头：能不能谈一谈你现在的作品和想法?
杨卫：我现在基本还是延续以前作品思路，但在结构上更加放开了一些，也就是说我更多考虑的是作品的容量和语言张力， 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艳俗，作品也不局限于对现实的批判与反讽。当然，作品肯定还会有艳俗的成份和现实反讽的含义，但这只是一个层面、一个基点，通过这个基础我是想使自己，或者说能令观众同我一齐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与思维空间，在这个更高更宽的空间里去思考我们的生存命运及其文化处境。所以，我必须抛弃那种平铺直叙的思路，而多在观念上下功夫。那么，观念是什么呢?在艺术巾我认为就是对一种正常事物的转换，使其成为“不正常”的东西，在这种所谓反常中给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麻痹大意的感觉以来自意识底层的刺激和鲜活的激发。其实，存在本身就是荒诞的，揭示这种被层层包裹的真像当然就需要超常的想法与创见能力。但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超常得过份了，就会出轨，而枉费心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毕加索要说艺术家和疯子还有一纸之隔的原因，这一纸的中间地带也正是艺术家去无限发挥的空档。
东方人是非常富有智慧的，依靠这种智慧他们总是能够应付眼前的一切尴尬，既使在最为严峻的现实面前，借助于思维的天梯越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去接近更高智慧，去把握更深的命运。之所以东方文明在强大的西方先进技术面前仍还在代代无穷的繁延着，肯定是它有一种能量，一种超物质的能量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也时常觉得，那种西方有的我们也开始有了的思路，在艺术上似乎是有点过时阿想一想什么是西方人没有的，而我们又是与生俱来的呢？恐怕就是我们的处世方式中，对待问题的智慧，尤其是处理矛盾的智慧了吧。其实，无论是否是周庄梦见了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周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梦的接洽，人就能自由自在，越过眼下的尴尬，获得层次，不致于深陷在现实的泥沼下，挪不开脚。
杨卫资料：
1969年 生于湖南益阳
1991年 毕业于湖南工艺美术学校
1993年 入住圆明园
1996年 入住宋庄
展览：
1991年 杨卫画展，北京艺术博物馆
1996年 组织参与了《艳妆生活》当代艺术展
起曾组织、策划和参与过一系列当代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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