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我们几个一行去扬州，乘火车到镇江，有朋友来车接，越江到扬州地面。正逢雨季，空气中水汽充盈，看出去婆娑一片，有拂地的杨柳，汪汪的稻田，还有一种奇异的红砖房子。那红不是通常的带铁锈色的砖红，而是带黄的火红。后来才知，这是粗烧的红砖，寻常人家所用。这情景有一种妖娆和艳情，令人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却是小调式的，类似“挂枝儿”或“山歌”一类。此时，有一个面影忽浮现眼前，那就是我后来所写的小说《富萍》中的富萍。

　　我从小是在扬州保姆手里带大，我先会说的话，不是上海话，亦不是普通话，而是扬州话。那话音里有一种旖旎，一波三折的，其实挺合乎小女孩子小心眼里的矫情。她替我买过一条手绢，是苹果粉绿上配粉红，这粉红偏些桃红，有一股喜鹊闹枝的喜色，抢眼的嫣丽。我母亲大叫乡气，我却喜欢得要命。她往来的亲属，多有一对细细淡淡的眉眼，笑起来会弯，嘴角亦是弯的。皮色并不像那些因长年在室外劳作的农人是黑和紫红，而是一种轻浅的黄，这样的肤色在农人里面堪称得上白皙了。所以，她那方的乡党都是形容清秀的。我这老保姆对男女情事持有的态度很可寻味，当我们从小孩子长成大孩子时，她便自觉多了一种监视我们行为举止的责任，往来的异性同学，她都要加以评判，然后向母亲汇报。同时呢，她也会与我们合谋，为我们作掩护。有一回，我与男生在家中“约会”，不巧，我的要好女生来了，老保姆她夸张地大起喉咙，与这女生纠缠，趁此机会，男生就从前边院子的门一溜烟地逃走。她还有一次，将我拉到门背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前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与某某人好了，使我从此看见这人就要逃跑。总之，她对此类事怀有兴趣，混杂了天真和一定程度的饮食男女之心。

　　走入婆娑扬州，那过往的人事忽就显现出它的色泽与情调，我甚至于觉着，钢筋水泥的上海，因有了扬帮人的乡俗，方才变得柔软，有了风情。这可说就是我写《富萍》的起因。写到中途，富萍要去她舅舅家，也就是将走入扬帮人的部落了，我让她往哪里去呢？十年前的一段经历便跃出记忆。北京朋友为某电视台撰写一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长篇电视报道剧，来到上海采访。正逢盛夏，歇笔无事，便跟了他们跑点。其中有一处，是跟了环卫工人的垃圾船走苏州河。那一日的情形真是风光无限。垃圾船上的生活并不如我们预先想象的那样腌月和困苦，一艘机轮船，船板涂了红漆，水洗得锃亮，一应用具都洗涮得纤尘不染，连小板凳的四个脚底都露出木质的洁白。垃圾上船后，洗白的大帆布罩得严严实实，每一个角落都绷得铁紧。船走在苏州河，先是在高楼夹岸的狭道里，然后愈见开阔。水泥河岸换成柔软的泥坡，坡上庄稼碧绿，树影重重，水也渐清。对面开来船只，有些亦是他们同业，互打招呼，女人赤脚坐在船板上，做着针线，风和日丽。劳动的生活其实是很美的。那些环卫工人，都是苏北籍，无论男女，都有着健硕的身材，在摇晃逼仄的船上，行走动作，是含蓄的敏捷。他们本没有料想会来一个女的，见了我一怔，然后急骤地商量，其中一个撒脚往队部疾跑，再跑回来，身边多了一个妇女，专来负责我的安全。她替我套上救生衣，然后就紧紧地搀着我的手，没有松开过半会儿。她的敦厚的手掌和笑容，含着一股鲁直的温柔。后来，在他们大队部食堂午饭，都是味厚的风格。肉炖得酥烂，入口即化，鱼炸得金黄，汤熬成牛乳的稠浓，乡下人的膏腴。我便让富萍去了他们那里。

　　最后，我要下一场透雨，让这城市浸泡在水色中，变得剔透晶莹，然后开出莲花。在纷攘的时世替换中，其实常态的生活永不会变，常态里面有着简朴的和谐，它出于人性合理的需求而分配布局，产生力度，代代繁衍。（《富萍》获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二等奖———编者）

要说爱你不容易
———关于写作《民工刘建华》

　　其实，《民工刘建华》中的刘建华，正是经过知识启蒙的农人，可我们宁可喜欢那些生活在纯朴生活中的人们。他们自然的人性，成为我们审美目光温柔注视的对象。我们称颂这种简单的美德，甚至于，为了塑造回归自然的乌托邦，我们夸张了他们的原始性。我们差不多遗忘了他们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他们是极有教养的大国子民。他们的才情，被阻在发展的差异之后，使我们蒙蔽了眼睛。一旦他们越过界限，参预和分享现代生活，情形立刻变得紧张。我们几乎措手不及，眼见着这些智能极高的群族，迅速接受现代城市历练，成长起来，与我们处于对峙的位置，一面将我们的审美想象砸个粉碎，一面与我们步步相争，精神与物质便都临了一种威迫。

　　可他们中间，真是有人杰。有一回，走在逼仄的巷内，听身后有口哨传来，吹的是北方板腔体戏曲，装饰音极繁复，而婉转流利，极为悦耳。回头一看，是个收破烂的汉子，骑着三轮拖车，手持摇铃。那哨音嘹亮如莺啼，使破败的巷道忽变得新鲜起来。
　　（《民工刘建华》获《小说月报》第十届百花奖———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