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奥威尔

　　　　　　　　　　　　　　　　　　　闻敏（学者）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05），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记者、批评家。欧洲知识分子的典范。在创作上，他主张运用最普通的词，表达最质朴的道理，其文风风靡当时欧美各国。而其两部杰出的小说《动物庄园》、《一九八四》，则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他们与其在缅甸、二战时在BBC电台的英勇行为互为表里，表证了他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感和社会担当力的知识分子对和平、道德、人性、政治的持久关注和深入思量。今的为其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二战的六年，对乔治·奥威尔来说无论从人生还是从事业上看，都是高潮期。由这里切入，或许有助于揭示他的思想和性格。

　　走进战争时的姿态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那年奥威尔36岁，此前他在17年间完成了三次自我超越：缅甸的五年，作为一名英帝国印度警察部队的下级官员，他目睹了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处境。怀着憎恶和负疚的心情，他辞去了公职。之后的五年间，为生存、也为休验底层的苦难，他先后在巴黎、伦敦两地度过了一段穷困潦倒的岁月。就这样，用十年工夫奥威尔读完了他的大学。比起走出伊顿公学时的那个痛恨等级观念、愤世嫉俗的文学青年，他实现了第一次的自我超越。

　　1936年从1月底到3月初，奥威尔应伦敦一家左翼出版社之约，到英格兰北部失业工人集聚的地区考察大萧条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2月份，他往来于兰开斯特郡和约克郡产煤区情况最糟的部分。访谈、调查、搜集和整理各种数字、资料，几乎整天与失业者们打交道，那些被忽视的劳动者的惨淡的生活和仁爱的胸怀，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这年6月，奥威尔结婚。7月，西班牙内战开始。不久，他和新婚的妻子爱琳先后奔赴巴塞罗那，加入了国际志愿者的行列，与法西斯势力作战。在一封致友人的信里，他说：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并开始信仰社会主义。这是他的第二次自我超越。

　　西班牙的局势是复杂的。使奥威尔感到意外的是，左翼营垒内部有人为保持霸主地位而无情地打击、消灭异已。许多正直的战友遭到无辜的逮捕、处决，有的人失踪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与苏联当时在国内搞“大清洗”、在国际上力图控制左翼势力密切相关。对此奥威尔感到震惊和愤怒。不久，在与法西斯作战中他喉部负伤。就在他与爱琳一起返回巴塞罗那、准备归国治疗时，竟有人一路跟踪、妄图追杀。回到英国后，见到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报道严重失真，他和其他一些险遭不测、逃离西班牙的战友们想把自己的见闻公诸于众，却遭到种种阻挠。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了某些人对历史的蓄意篡改”，从而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的理想将终成泡影。他说，从那以后，他更清楚了自己应该站在哪里。他说：“从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同是在1936年，奥威尔又一次超越了自己。

　　随着思想的成熟，奥威尔在文学创作中也找到了个性。他渐渐摸索到了适合于自己的“新的新闻写作方法”。在他的以西班牙经历为素材的《向卡泰隆尼亚致敬》一书里，这种方法的运用已达到近乎完美的程度。

　　紧接着，战争时期就到来了……

　　战争所给予的

　　1941年6月，奥威尔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在这种恶梦般的环境里你不可能写什么书，虽然我可以有足够的新闻和广播方面的工作可干，但那不过是聊以为生罢了……就生存来说现在的确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时代。”战争爆发后，奥威尔与妻子迁往伦敦，把沃灵顿村的乡居租了出去，但他每年都去那里播种和收获马铃薯以备饥荒。深夜或凌晨，他们常常被空袭警报和爆炸声惊醒。1941年5月10日、1944年6月28日，寓所两次被德军炸弹击中。1938年7月，奥威尔致信出版家列昂纳德·摩尔，说他将要定一部家世三部曲。但，在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战争所给予奥威尔的并不只是灾难。

　　首先，战争更激发了奥威尔的正义感和爱国热忱。1940年6月他成为英国国民军的一名中士。他曾不止一次要求参加正式军队，但体检未能通过（属D级）。他写道：“任何狭隘的军事意义和胜利或失败并不比表现出我们是站在弱者一边反对强者的态度更重要。”

　　其次，战争有利于奥威尔在剧烈的动荡中认识客观事物。奥威尔一向寄希望于广大民众，但是，他痛苦地发现，比起一战时，他们似乎变得更自私、更谈漠了。1944年底他在一篇《致<党人评论>》里说：“如果非要我指出英国人民在战争中最令我震惊的行为是什么，那我就应指出一点，那就是对一切都缺少反应。”他说：“我不知道英国人努力生活在这样一种半麻醉状态中算不算一种颓废的标志……或从另一方面讲是不是一种本能的智慧”……

　　第三，战争促使了奥威尔与思想界的交流。在整个战争期间，奥威尔都在持续地撰写时事评论和文学评论；从1941年8月到1943年11月，他在BBC东方部工作，由此他结识了著名的前辈作家威尔斯，诗人、评论家T·S艾略特。工党议员、《论坛报》董事阿纽林·贝蒙为奥威尔提供方便，容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40年代主编美国左翼文学杂志《党人评论》的威廉·菲利浦和菲利浦·拉夫邀请奥威尔连续撰写评论，从1941年到1946年间在刊物上为他开辟了“伦敦来信”专栏。

　　高原上才有高峰

　　奥威尔战时多半住在伦敦。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在我的生命中，我这是第一次与这个野蛮的城市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事最剧烈的那两年多，他在电台工作的同时不断地为几家左翼刊物写评论，这促使他随时关注战局的发展和政坛动向。所以，当奥威尔1943年11月辞去BBC的职务开始写作《动物农场》时，他的视野之广和思维之深，都远远超过了七年前写《向卡泰隆尼亚致敬》时的程度。

　　30年代中叶，奥威尔从西班牙归国后，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念头：怎样深入浅出地把苏联国内发生的一些严重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告诉给人们呢？一天，他走在沃灵顿乡间小路上，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用鞭子抽打拉车的大马，霎那间灵感被触发了：动物为人类所役使，就如同无产者为富人所统治一样，动物一理意识到自身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可以挣脱奴隶的枷锁，那么后来呢？……如此演绎下去，岂不可以把要说的话用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出来吗？思路就有了，框架有了，又过了漫长的六年才进入写作过程。这时，奥威尔只用了两个多月就一气呵成地写完了《动物农场》

　　曼纳农场的一个静夜里，绰号“老少校”的公猪临终前号召全体动物团结起来反抗人类的暴虐。后来，在两头能干的公猪——拿破仑和雪球的率领下，造反取得了成功，赶走了原来的主人，建起了前所未有的“动物农场”。动物们协同努力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但猪们似乎是理所当然地享有了特权。拿破仑作威作福、独断专行，立过赫赫战功的雪球被逐出了农场，此后凡场内一切大小事故均被归诸于“雪球的破坏”。接着，据说又发现了“文件”，证实雪球从一开始就是“叛徒、人类的密探”。不顺从的动物一律遭到处决，恐怖笼罩了农场。故事结尾时已在多年之后。雪球和“早期的英雄时代”都被淡忘了，发了福、嗜酒成癖的拿破仑与左近农场的主人们达到了完全的和解。从前制定的“动物公约”中最重要的一条：“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被附加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一些”。“动物农场”的名称又恢复为“曼纳农场”……

　　毋庸讳言，拿破仑的形象里有斯大林的影子。1945年3月，奥威尔曾致信给决定出版《动物农场》的那家出版社，要求将书稿中所写的风车被炸后“所有的动物，包括拿破仑，全部大惊失色”改为“所有的动物除拿破仑外全部大惊失色”，因为“这样可能对J·S（即约瑟夫·斯大林——原注）更公正，因为在德国进攻苏联期间，他确实留在了莫斯科。”雪球类似作者心目中的托洛茨基。尽管如此，《动物农场》作为艺术品已被高度地抽象化了。它像一块从生活的矿藏中提炼出来、经过精心打磨的宝石一样，是那么晶莹、圆润、浑然天成，已经获得了足以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它的基本寓意是：一个纯洁的理想被权力所腐蚀，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样一个动物界的神奇故事，即使在若干世代以后，哪怕在年幼的读者中间也能得到理解与热爱。

　　《动物农场》的成功，得益于奥威尔二战时斯的思想深化。1942年初，苏联以其对法西斯入侵的成功抵抗，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重，奥威尔本人也毫无例外。当时，他在一封信上写道：“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们对苏联人的帮助还远远不够。”但，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似乎苏联30年代的压制批评、“大清洗”、制度化的篡改历史等“都突然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认为这“说明了我们的时代在道德和情感上的肤浅”。在1945年6月致《论坛报》编辑的信中，他又说：“假如苏联不论犯了什么罪人们都予以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可能逐步建立起健康的社会主义运动。”普通人“对理论的冷淡”、“对民主衰退的漠不关心”，以至于“不能把握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区别。”这使他“一直忧心忡忡”。由此他感到迫切需要“既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又有公正的思想观点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发现自己的声音。1944年7月他在一篇致《党人评论》的公开信上写道：“对我们这些怀疑苏联在某些事情上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否愿意批评苏联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检验。从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观点看这才是惟一的、真正危险的事情。”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奥威尔对待苏联问题的态度，与当年那种从阶级本能出发反苏的人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把《动物农场》看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反苏反共”的作品实在是一种荒诞无稽之谈；第二，从写作的出发点和思想上也不难看出，这部作品在奥威尔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可以说是耸立在高愿上的一座高峰。

　　夺取新的制高点

　　奥威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即长篇《一九八四》，是在他病逝前不久出版的。现在，这部长篇与苏联专家扎米亚京写于1920年、出版于1924年的《我们》和A·赫胥里于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一起，并称“20世纪反面乌托帮三部曲”。

　　《一九八四》虽然成书较晚，但从1940年年中到1943年，奥威尔已初步形成观念，最后于1949年6月在美国出版。由此可见，奥威尔对这部书的酝酿、准备几乎贯穿了整个的二战时期。其写作动机与思想主旨与《动物农场》基本一致但《动物农场》是通过寓言可以讽喻，说明极权主义和领袖崇拜足以导致革命流产；《一九八四》则是以现实手法来写的，着重预言：如果任凭上述危险趋势不断增长，将会给人类的生存和精神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而向世界敲响了警钟。

　　其间，即1944年6月，奥威尔夫妇收养了一个出生刚满三周的男婴，取名理查德。1945年2月，奥威尔作为《观察家》杂志的战事记者只身赴法、德两国访问。3月29日，爱琳在一次手术中不幸逝世，年仅39岁。这意想不到的变故也可以说是战争带给奥威尔的一大灾难。那时他的心灵所承受的重压是可以想见的。但，三个月后，他依然按原定计划开始了《一九八四》的写作，由此足见他意志力之强，也足见这部长篇在他生命中的分量。

　　因阅历和资料所限，只能尽力而为，将奥威尔二战时期的生活、思想和创作活动作一概要的梳理，惟愿能以粗略的线条将这位不朽的作家、精神界之斗士在那大时代背景下的剪影勾勒出来，谨以此纪念他的百年诞辰。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