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柯的诠释与被诠释的埃柯

　　　　　　　　　　　　　　　　　　　止庵（学者）

　　安伯托·埃柯1932年出于意大利，目前任教于波洛尼亚大学，身兼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等多种身份，亦为全球知名的记号语言学权威。他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1980年版）荣获意大利两个最高文学奖，席卷欧美各地的畅销节排行榜；他的第二部小说《傅科摆》（1988年版）和第三部小说《昨日之岛》（1994年版）均成为最热门的阅读话题。

　　读罢《傅科摆》，也许应该针对封底文字稍加抗议：“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傅科摆》恐怕是一本比《玫瑰的名字》更难读的书……”其实除了厚达七百多面，举着有些累手之外，读来并不怎么困难。再就是此一译本大概采自台湾，行文不很合咱们的新闻记者习惯，人名时而不取通常译法——“福柯”译作“傅科”邓其一例，这里我们只好沿用了；又如“杀死莫洛的凶嫌”，“莫洛”通译莫罗，被绑架后杀害的意大利前总理；“加斯伯·汤玛西·迪·兰佩杜萨”，小说《豹》的作者，等等。封底文字讲到作者善于“伪造历史”，高明正在真假难辨；上述原是实在人物，经过翻译好像也变成”撒谎的材料“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确很有趣，很好看。
除此之外再说什么，不仅多余，也很危险。记得《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有两篇文章谈及这本小说。针对理查德·罗蒂的解读，埃柯抗辩道：“他仅仅关注的是我小说解构性的一面——即反诠释的一在——而一声不响地忽略了这样一个本文的事实：在我的小说以及对我的小说不无偏激而狂热的诠释中，存在着另外两个诠释的例子，即莉雅的诠释与卡素朋所作的最后诠释——他得了结论说诠释已经‘过度’了。”读过小说就会明白，此番提示意义何在。假若身陷这一话题——对小说的“题旨”加以揣测，譬如探讨它与米歇尔·博科“历史是不连续的”的理论的关系之类——那么在作者眼里，我们未必会比罗蒂更为高明。埃柯自己接着说：“对我来说，如果认为莉雅与卡素朋的结论就是我本人的结论，那将是非常令人尴尬的；认为小说做出这种结论是为了说教，那将是令人恼怒的。然而，尽管如此，这些结论却不会因此而消灭，它们就在那里，与其他可能的结论分庭抗礼。”当然没有必要故意走进作者事先丰下的埋伏之中。否定意义的结果，并不指向肯定意义，至少不指向惟一的肯定意义；而肯定意义既然不是惟一的，也就不是终极的。明白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小说中“反诠释的一面”写得太过透彻，莉雅与卡素朋的“诠释”也很显豁，详细内容，大家自己去看好了。

　　也许惟一的可乘之机在于“小说”二字。这是罗蒂、埃柯和我们“一般读者”得以达成共识之处。然而它与寻常小说明显有所不同。无论作者怎么说法，我们还得认定这是一部观念小说；虽然如其所述，观念主要是负面的，而且不是惟一的终极的。寻常小说来自作家所见，抑或所感；观念小说则纯然是头脑的产物。所使用的是别种材料，其指向也不一样。我们没法拿寻常小说的惊讶去衡量这路作品，就连貌似同类的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细加分辨，区别也很明显。无拘什么观念，“反诠释”也好，彼此“分庭搞礼也好，对于作者来说，写作伊始，它先于小说已存在；对于读者来说，全书读毕，它后于小说仍存在——虽然如同埃柯所说，这并不是“说教”。一切观念小说概莫如此，这一本也不例外，尽管与得极其精彩。最终真正给我们强烈震撼的，也在观念方面。当然换句话说，要想如读其他小说那般流连忘返，余味无穷，倒也未必；彼此尺度毕竟有所不同。

　　这里构成小说主体——或者如通常所说“主人公”——的，首先也不是哪个人物，譬如参与“发明‘计划’”的卡素朋，为此送了性命的锹欧塔列弗和贝尔勃，信以为真的奕格礼和其他“圣堂武士”，另有一番解说的莉雅，他们一概都得退居其次，主体只能是彼此共同关注的那个对象——未经人为联系之前是若干真假难辨的现象，经过人为联系之后就成了一部历史。这个怪物似的东西繁衍增殖，膨胀蔓延，充斥时空，神龙不见首尾，上述人物只不过是照亮它的几束光亮——虽然有的睿智，有的虚妄，有的迷狂——而已。

　　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袖手于前，始能疾收于后”，讲的是构思的一番功夫；我揣摩埃柯写作此书光景，觉得不妨借用一下。实际上当他起念要写几个编辑闲极无聊，着手“发明”‘计划’“，却惹得”计划“的主角”圣堂武士“信以为真——也就是说，以疯狂引发疯狂，一切已经成功在望。一应观念都体现在这个想法里了。构思是作家的一种能力，一种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能力， 一种概括世界或创造世界的能力。都说文学创造世界，这话到底还嫌玄虚；构思才是创造世界，剩下的只是如何创造罢了，这就用得上想象力与表现力了。可以说把构思推向每一细部，就是想象力；把它称心如意地写在纸上，就是表现力。对于埃柯来说，显然三者俱备；不光这部小说，此前的《玫瑰的名字》，此后的《昨日之岛》，都是如此。

　　埃柯的本事在于，处处都是构思，处处都是观念，处处都不简单。且来举例说明一下。临近结尾之处，通过卡素朋之提示我们，小说有两处情节至为关键。其一是贝尔勃给软件“阿布拉非亚”——那里存放着有关“发明”‘计划’”的一切——设的口令。当电脑问：“你有口令吗？”卡素朋绞尽脑法，一再尝试，终于无计可施，只好打“NO”，结果这便是所设口令。对此他诠释道：“那神奇的口令不仅不存在，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它不存在。因此，那此承认自己无知的人便可有所获知，至少一如我所学到的。”这不啻是个象征，卡素朋此前试图进入程序的无谓举动，不过重新演绎了“发明‘计划’”以及对此信以为真的过程而已。自以为能够理解历史——在若干现象之间建立臆想的联系——势必永远徘徊于真正的历史之外；只有否认这种虚假的“理解”，才是对历史真正有所理解。

　　其一是贝尔勃何以心甘情愿地被“圣堂骑士”活活吊死在“世界中心”的傅科摆上。为了找寻答案，卡素朋故地重游，了解当年有回贝尔勃受命吹集合号时，他吹个没完，“如果他停止，停下来转而攻击一个新的音符，便会有一个分裂，一点中止……”，于是决定“永远继续如此”。现在所做的正是同样事情：一方面，他的死使得“圣堂骑士”坚信他们的判断，继续“不无偏激百狂热的诠释”；另一方面，他的死证实了卡素朋关于“诠释已经‘过度’”的诠释，对于不同的立场来说，贝尔勃都是标志，其角色近乎傅科摆。关于这个摆的发明者里昂·傅科与米歇尔·傅科的姓氏相同之趣，已经别人揭示，此处无须赘言，我更感兴趣的是贝尔勃关于它的一番说明：“你瞧，卡素朋，就连傅科摆也是个假先知。你望着它，想着它是宇宙惟一的定点，可是如果你将它从科技馆的天花板上移下，将它挂在一间妓院里，它照样摆动。而且还有其他的摆：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里有一个，旧金山的科学馆中也有一个，天晓得其他还有多少个。不论你把摆放在哪儿，它都是自一固定点摆动的，而地球却在它下方运转。宇宙的每一点都是个定点：只要你自那里挂下摆就是了。”埃柯的小说动摇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点——然而谁知道它不是一种假设，一种臆想呢。上述细部都是直指作者的根本观念的，就像整部小说一样。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