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的大发展时期可以推至五六十年代。在那些临时征用的如废墟一样的空间里，“工作室”的概念开始滋生，与美术馆洁白的墙面和空调展室形成鲜明对照。此时，一个新兴的人群开始出现—策展人(Curator)。Harold Szeemann在筹办第五届文献展(1972)时，将这一职业进一步推及机构独立展览组织者。也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全新的对全球多元文化的认知开始觉醒，尤其是此前所谓“边缘”地域的自我觉醒，这突出的例子便是第一个被称之为“第三世界”展览的“圣保罗双年展”。种种势力的此消彼长。韩国“光州双年展”在第二届即达到了极高的国际水准，获得盛誉，一时间将海外眼光手法锐利的艺术家与韩国本土以及亚洲艺术家放置在一个对话平台中，而且刺激了文化旅游。而面对者俨然与筹展当地无涉的“国际范式”的弥漫，在九月开幕的“台北双年展”在筹展之初便强调这一展览的人性深度，无论在规模的分寸把握上，还是在主题演绎中与“台北”这一人文资源深厚地区的关联。
在世纪之交又逢“双年展”百年新岁，德国卡塞尔弗里德里希美术馆策划了《大地之歌》特展，从八个富有代表性的双年展中邀请艺术家汇展卡塞尔。八月初，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些频频出现在不同的双年展中的艺术家、策展人，以及双年展的主要赞助基金组织的负责人，聚首这一以举办“文献展”饮誉的美术馆，就如何使“双年展”这一子孙满堂的百年老翁在新纪元伊始在日益剧烈的资源共享的夹缝中再度激活文化生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此次活动的策划人，Ren Block，曾在七十年代为博伊于斯策动了日后成为经典的《美国爱我，我爱美国》。如今不仅出任这一以主办卡塞尔文献展铭世的博物馆的馆长，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年中，以不同的方式涉入世界各地诸多双年展，或顾问或筹展，乃至始作俑者之一。他目睹了双年展是如何成为艺术家实现构想的最活跃的空间，同时也是促成全球艺术圈最终形成的最强力因素。
在为期一天的内部会议之后，研讨会对公众敞开。在众多的演讲者中有Nelson Herrera Isla(哈瓦纳), Saskia Bos(柏林2001), Jean-Hubert Martin(里昂2000), Paula Latos-Valier(悉尼2000), Fulya Erdemci and 长谷川佑子(伊斯坦布尔2001), Igor Zabel(欧洲宣言双年展), Fritz Stolberg(伦敦), Luis Lama(利马)等等。三位来自大中国地区的发言人是徐文瑞、张晴和陈泱。
虽然Okwui Enwezor更多的是作为约翰内斯堡双年展主策参加研讨，不过这是他自从被任命为下一届文献展主策以来，第一次以长篇公共演讲出现在卡塞尔城。
附图1：“我们的村子现在需要的正是一个双年展！”
附图2：德国卡塞尔弗里德里希美术馆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