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双年展是1951年由意大利裔的富有实业家Francisco Matarazzo Sobrinho以威尼斯双年展为蓝本而创办的。直到1975年去世，他一直担任圣保罗双年展基金会会长，并以此任命了历届展览的主策。该双年展的历史错综复杂，清晰地勾勒出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雄心的协同。自二战和Getulio Vargas独裁统治之后，圣保罗以全力投入，巩固和扩展它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获得的、作为巴西主要工业重镇的地位。然而，在一个国际交流和经济合作与日俱增的时代，圣保罗却没有国际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城市而言，双年展和它特有的开放性和推动力可以作为最理想的象征，尤其是当这个城市聚集着一代又一代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功移民，彼此因一种强化自身经济实力的共同意愿而团结在一起。但同时，双年展侧重于西方抽象艺术这一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艺术，又清楚地表明了其政治定位。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53年在双年展终展出，这是该作品唯一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展出。今天，圣保罗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当代艺术中心。

　　与它的原型威尼斯双年展一样，圣保罗双年展也建立在国家再现的基础上，并以经典现代主义和功成名就的西方当代艺术的特别展扩大规模。因此，巴西成为拉美国家中最早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及其艺术家进行接触与交流的国家。尽管通过凡·高、马格利特、培根或贾科枚蒂这些大牌艺术家更能确保获得赞助，然而，真正重要的在于，在整个南美大陆上，没有几家博物馆可以将这种与艺术史的遭遇变为现实。它不仅为个体艺术经验提供了可能，而且也为重要的拉美艺术家，如David Siqueiros, Robert Matta, Torres-Garcia, Armando Reveron或Tarsia Amaral作为整体进行艺术史的自我评价成为可能。圣保罗双年展也成为众多的巴西艺术家有机会出展欧洲和北美的必经之路。

　　迄今为止，圣保罗双年展已举办了24届，共展出了大约120个国家的艺术作品。在双年展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参与国家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政治地理的重组：这种重组是基于反殖民化并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在90年代中期，有多达75个国家参展。自从1996年第23届双年展后，在各国家馆的自陈展览中只有一名艺术家为代表，以便控制展览的规模。这种方法也表现了这类大型展览理性的一面。

　　不过在随后的第24届双年展中，展览主策 Paulo Herkenhoff进一步修改了这种展出结构，将只有55个国家各一位代表参加展览，这准确地反映了国家馆概念的变化趋势。由此，国家馆展示的目的不再是展示与较量当代艺术的最新形式，而是拓展各国家民族之间的对话。Herkenhoff模棱两可地将这一概念传达为“Anthropofagio”为题：“食人习性将我们联合。”针对这种“拿来主义”的方式，Herkenhoff引用了Oswald De Andrade二十年代的一句宣言：正如印地安人食人肉的目的是将敌人的力量据为己有，吸收外来文化可以有助于创造自身的表达方式和自身的个性身份。这种打破“模仿西方”的概念，今天可以被理解为欧洲以外地区的现代艺术的根本原则。

　　下一届圣保罗双年展已推迟至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