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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影会”30周年纪念研讨会记录节选(上)

  • 2009-04-03 17:30:00  来源 :世艺网  

    “四月影会”30周年纪念研讨会记录节选(上)

    上午:“四月影会”成员及当年支持者发言、答疑
    时间:2009.03.28,9:30-12:00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
         
    徐勇:我们现在开会。我想应该感谢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里谈论学术,谈论“四月影会”。时间又是春天,30年前的这个时候,“四月影会”的主要参与者,大家都在忙活着筹备“四月影会”的展览。这是文革以后,第一个独立的民间自发的公开艺术展——“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用研讨会的方式回顾它,不只是为了梳理和评价它,也是为了历史的纪念。因为当年“四月影会”显示的社会精神价值,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四月影会”艺术摄影第一回展,在时间上选择1979年清明前后,与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百姓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事件有关。对“四五事件”的拍摄纪录,充分显示了他们社会担当的勇气。1978年底,由王志平提议,在李晓斌、王立平、王苗、罗晓韵、池小宁、李英杰、吴鹏等很多摄影人的配合帮助下,成立了“四月影会”,并于1979年清明前后在中山公园成功地举办了“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四月影会”又于1980年和1981年举办了两次展览会,以后停办。今天我们邀请到“四月影会”大部分成员,王志平专程从法国赶回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我们还找到并请来了30年来在“四月影会”这个议题当中一直没有暴露、几乎被忽略了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为“四月影会”展览照片配诗的诗人叶文福先生。我们还请到了在当年体制内支持“四月影会”的龙熹祖、袁毅平、尚进、朱羽君、翁乃强等老一辈的摄影界的朋友。我们还请来了当年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和《今天》诗刊的主要参与者,还有摄影评论界、学术界的很多专家学者,大家可以用交叉的眼光看待讨论“四月影会”。在这个研讨会开始前,我想向已经在前几年去世的“四月影会”的主要成员池小宁先生以及重要支持者狄源苍先生表示怀念。开始请“四月影会”的发起者王志平先生介绍一下当年“四月影会”的情况以及他自己的情况。

    王志平:感谢徐勇他们主持的这回活动,使“四月影会”这个精神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些传承、纪念和发扬。我是昨天中午刚刚赶到,因为时差大脑没有缓过来。在上飞机之前,刚换了一口牙,所以说话还有点不利落。我觉得关于“四月影会”的议题,大家已经谈论很多了。主要的我想说,“四月影会”当年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潮流、一个事物,它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组织。我觉得它是一种现象,我自己认为它是一个矫枉过正的事物。就是在70年代后期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一个新的思潮正在酝酿,我们那时候肩上承担一个任务,我们就感觉有责任,我们就跳出来,为了表示我们对当时的“四人帮”的政局、甚至也包括对摄影界现状的不满。当时我们觉得,摄影应该是负责新闻纪实之外还应该有艺术的功能,这个功能大大被忽略了,所以我们觉得有责任伸张这个东西,来提出摄影的艺术功能。我觉得从我个人思想来说,我觉得应该强调摄影的艺术性,所以我们举办了“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我并不是说摄影只能够像第一回影展那样,因为它有很多特点。当时缺乏的是人民个人生活周围的个人思想上最深处东西的抒发,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展览。等于是提倡一个民族、个人思潮的一个产物,它跟以后传承下来的现代摄影沙龙和当代摄影学会,是有一定的分工和变化的,那个时候它更多地发挥了纪实摄影的作用。我当时觉得摄影会有一股精神,我谈到过这种精神。我自己说它是不拜神佛、不惊荣辱、不谋私利,我觉得这是当时的一种精神。现在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会议上,就应该让“四月影会”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从客观上来讲,30年前的“四月影会”,我认为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摄影艺术。它像个破冰船在往前走,它破开那些冰以后,迎来了春天,迎来了浩浩荡荡的船队。所以现在如果说把“四月影会”当年的展览摆在现在来看,可能觉得吨位、体重、功能都比现在这些大的艺术事件来说差得很远,所以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今天在座的很多前辈都在这儿,像龙熹祖、尚进他们,还有像王永安他们当年作为前辈,给我们很具体的一些支持和声援。还有的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很多,就像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很多长辈们对当年的“四月影会”也有很多的肯定和支持,这些使“四月影会”能够存在。但是我还想说明一下,我认为“四月影会”当时来说是顶着一定的寒流在走,有很多前辈对我们有支持,我们当然欢迎。如果对我们提出中肯意见,我们会正常地去对待。如果说是有一定的不同的意见的话,当时来讲,我们会坚持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并不会完全都是听从上级的或者说长辈们的意见。“四月影会”在当年来说,不光是一个好孩子,更多是刺头。你说话好听,我们跟从你,你说话不好听,我们据理力争。“四月影会”的第一回展,有很多的毛病,这是肯定的。我当时就说了,这个展览如果办得顺利,就没有意思了。一定要办得有一些不顺的东西,才会成为咱们一个有特点的东西。我和一些朋友更矫枉过正地把一些纪实的东西阻碍在第一回展的外面。现在看,我认为是当时一种矫枉过正。比如说第一回展上李江树的作品,当时挂还是不挂,我自己是犹豫的。我是同意挂的,但是跟当时的格调并不是太统一,因为它是纪实的。像潘鹤的作品,并不是第一回展的主要东西,但是我绝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反正有些历史的东西,大家很多都知道。“四月影会”一开始,这些同仁们都是从“天安门事件”这些册子中聚集在一起的,这在当年是一股斗争抗争的精神。但是在“四月影会”的展览上,整个作品,大家很多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另外一种勇气和精神,宣扬我们自己,我们能做这个也能做那个,我们将来还会做什么。并不是第一回展,以后就不会做别的了。谢谢!

    徐勇:谢谢王志平先生!刚才在王志平先生的介绍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他谈到了关于第一回“四月影会”“自然•社会•人”展的理念,其中谈到当时他们有策略上的考量。还有在选择照片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主导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第一,尽量回避政治性题材作品;第二,他比较侧重于自然风光和小品,这样一种在视觉上比较美好的艺术摄影。另外他自己也讲到了,就他个人来说,当时策展的时候,也想让第一回展不那么平淡,要有一点挑衅、有一点刺激。下面我想请“四月影会”另外一位重要成员,就是著名的音乐家王立平先生,来给我们从“四月影会”当年展览策略的角度谈谈他当时的做法和想法。

    王立平:30年前,这帮小兄弟面前,我应该说是一个老大哥,他们都是20多岁,我当时30多岁了。为了鼓励他们奋勇向前,我曾经说,十年、二十年以后,我相信在中国摄影界大家行列里,一定有“四月影会”走出来的人,很多朋友们可能还想得起来。可是我从来没想过30年后,我在这儿还要再谈一谈“四月影会”。所以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也有责任说几句话。今天特别有一些朋友,像叶文福先生,我们一直就没见过面。但是这些诗句,“四月影会”的很多语言,至今都回荡在我们的心中。我想,“四月影会”有几个为什么。为什么是“天安门事件”的这些参与者,最后转过来再“好汉不提当年勇”,完全在艺术的领域又进行这些?我想看来有偶然的因素,当然也是一种必然。这些青年,这些我可爱的小伙伴们,他们有一种历史的担当、文化的担当。尽管在当时,我们并不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在这些人,从他们参与“四五”的这种忘我、无我的境界中投入,我觉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担当。后来做这件事,刚才王志平说的几个不:不拜神佛、不辞重任、不谋私利等等,概括了那一代人在那时候的所作所为。“自然•社会•人”,这是王志平他们当时定的题目,我非常赞成,我觉得好极了。但是还要起一个名,我觉得无论是艺术家、摄影家,最终关注的还是“自然•社会•人”。至今如此,将来也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叫“四月影会”?这也是我当时提出来的。我说这些人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大家相会在天安门、相会在四月,我们相知在四月,也相交在四月。四月恰恰是春天,春风扑面。既然寒风在背,我们这代人就是面临这种历史的关头,概括了这个时代,也概括了他们的心境。我想正是这样,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四月影会”当时没有一个大家,没有一幅巨著。今天我们拿起来看,也觉得无论是制作的水平、拍摄的水平,似乎非常浅显,还有一些很粗糙。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觉得带有一种生命力。如果说我们搞“四月影会”想干什么的话,概括起来,就是我们想说,中国摄影可以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想在中国摄影界的一潭死水中,抓起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如果是小,我们不希望它是小,但是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希望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留下我们自己的追求、我们的宣言、我们的呐喊,所以就搞了这样一个影会。说起今天我们的“四月影会”有一条不足的话,我觉得有一条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那就是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而且大家不求什么。那个时候求什么名?全是一帮业余的。求什么利?别说稿费,那时候主要是我和王志平出的钱请大家吃的包子。就连中山公园要交押金,我跟王志平一人拿一个破存折。后来人家说是你们自己的,不要你们的。所以,我想我们是这样,当时很多来帮忙的,不知道叫什么,不知道哪个单位的,到这儿来就是干活。真是感觉到人同此心、心同此事,一起办这个事。如果说“四月影会”的这种追求,应该说不仅仅是摄影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社会的变革中,如果说人们是从政府的宣言、党的政策知道了改革开放,人们从柴米油盐中感受了改革开放,人们更是从文化、音乐、舞蹈、小说、摄影中感知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四月影会”也是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所以我很希望、很高兴大家记得它。如果大家从中还能得到一点启示的话,就对得起曾经跟我们一起战斗、如今已经不在人世的朋友和前辈。我想为什么在“四月影会”中,当时还有像张艺谋这些,我想也是一种完全的聚会。“四月影会”不仅仅是摄影界的事件,也是文化的事件。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徐勇:谢谢!刚才王立平先生谈到了很多他的想法。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在制度、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四月影会”能够成功举办,它是面对了很多压力的。而在这个压力的过程中,王立平先生扮演了很好的一个策略师的角色。下面,我想请“四月影会”另一位重要成员,就是李晓斌先生,谈一谈他当年参与“四月影会”的情况。

    李晓斌:“四月影会”已经说得很多了,写得也很多了,大家手里面的资料也都很多了。这里面我想介绍当时一些情况的细节,实际上提得还不太多的东西。比如说“四月影会”,应该说还是应该从“四五运动”说起。因为当时我们编《人民的悼念》完了以后,随着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编《人民的悼念》的这几个人,像吴鹏、王志平等7个人,在那个情况下,所谓的叫做“四五英雄”,接受采访和展览,一下子弄得很热闹。这时候王志平最早跟我提出来,当时我们还在编《人民的悼念》后期,他就提出来咱们不玩政治了,我们搞艺术吧!咱们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展览。他这个想法,应该说也是顺应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恢复的、要求变、改革的这么一个想法。“四月影会”这个想法最早从组织、策划做的工作最多的,我今天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要不是王志平,也许可能就没有“四月影会”。当然也许别人也会做,比如说当时也有人做了一个展览。当时如果不是王志平提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这里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个人在历史拐点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其实今天我觉得应该还要充分地肯定。
    还有一个关于“四月影会”第一年的作品,刚才王志平谈到了一些。因为这个事情,我当时作为王志平的好朋友,参与得非常多,情况很清楚。有些事情王志平可能不好讲,我觉得我倒是可以讲,因为我是一个见证者。第一年“四月影会”的选片子,实际上第一年我们有一个评选小组,大家都在王志平家里评选。每次评选完了以后,我了解王志平又在那儿重新挑一遍。第一年在中山公园的展览,之所以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反响,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当时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恢复,就是说摄影原来是什么,那么就是说这个选片子也很重要。比如说我觉得最后选出来展览的片子,很多带有王志平的个人审美取向,他决定了这个展览的效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王志平家选完片子,别人走了以后,他再重新挑一遍。很多都是大家一块儿评的,最后他又拿下来了。第一年的这个作品,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王志平个人的一种审美趣味。当然我觉得第一年的展览还是非常成功的。
    还有一个问题,作品虽然是带有王志平个人很大的审美去向,但是这里面的很多作品,我们今天作为研究者来讲,后人很多写文章的人也没有提到。第一年除了恢复形式主义要求和审美以外,实际上第一年很多是现实主义的很有分量的东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媒体没有这个敏感,漏掉了。比如说我举几张“四月影会”第一年的作品,比如说我就说第一年王立平的几张作品。他在音乐上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但是他从摄影上来说,他第一年参加“四月影会”的作品,有几幅我今天印象都非常深。可是今天在评论上,或者研究者都没有做这个。实际上来讲,我说三张作品。第一个《上访者》,有一个上访的牌子,下面坐着一个上访者,这是第一年展出的作品,后来很少人提及。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和现实是极其吻合的。还有一个就是叫《北海 中海 南海》,实际上有一种象征主义的说法,一种对比,高层跟人民的关系。这个时候,当时作为媒体,包括新华社持不同意见的文章,居然也没有看出这张照片隐喻的东西。还有一张作品,题目叫《妻》,一张非常平实的照片。当时我们“四月影会”的朋友说,王立平还把自己老婆的照片挂出来,当时还有这样的声音。在今天看来,它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他能够把自己家庭的一个生活照,展示出来,他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这里面有情感的东西。实际上像我刚才举的这么几张照片,在“四月影会”第一年里,像这样的照片,它也是让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它除了一些风花雪月、一些形式主义以外,实际上“四月影会”第一年,不同类型的东西,包括对后来的摄影的导向,我觉得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年的很多作品,实际上到我们后来看,就是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并没有太受到重视。当时也许社会、或者人民太需要对形式主义这种恢复的美,所以恰恰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当时,我觉得第一年展览从效果来说,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就是叶文福、包括王志平他们配的诗,给这个展览增色不少。当时很多人除了看照片,还抄这个诗。我觉得这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四月影会”从今天来看,什么是“四月影会”的精神?我觉得“四月影会”的精神,它要求的是自由,当然我们做的是从艺术上的追求。还有,是一种反抗的,属于对文革、或者文革前,对当时艺术的形式的一种反抗。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和批判的这种精神的东西,我觉得“四月影会”其实它应该是这样的。另外,“四月影会”刚才王志平、王立平都提到过,“四月影会”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需要,历史发展到那一步了。这也是必然现象,就是我们同期的展览,是一种历史的合唱,这种奏鸣曲,是顺应时代、顺应改革的、开放的一些需要。当时这几个民间组织,也共同奏响了春天声音的这种合力。我就先介绍这么多。

    徐勇:谢谢李晓斌先生,刚才他谈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当年“四月影会”所有的展览照片,最终都是由王志平一个人来选择、来最后决定的。那么,这里在我们讨论会的议题当中,有第三个议题,就是当年在1979年,那时候虽然没有明确王志平是策展人,事实上他已经担任了这么一个角色。另外一个就是李晓斌谈到“四月影会”展览的内容,主要是以风光、小品为主,自然的。但是反映社会、人的这部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李晓斌恰恰是拍这方面照片比较多的人,也就是社会记录性的照片。一开始在“四月影会”当中,就有一些观念上的不同,这个观念上的不同,一直也持续到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直到今天,大家也是有争论的,这也是我们这次讨论会第四部分的议题。下面,我想请“四月影会”另一个重要的女成员王苗女士谈一谈她当年参与“四月影会”的情况。

    王苗:我还是想在这里说非常感谢徐勇,今天能让我们“四月影会”的这些老朋友们聚在这里。更加高兴的是,能在这里面见到一些根本想不到能见到的人。就像刚刚大家说的,能见到叶文福,非常谢谢!也可以说,我今天才认识他。虽然说在30年前,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展览“自然•社会•人”,我的一张作品,是叶文福老师为我这张作品写了诗,并且题了名字,叫《笼里笼外》。正是这张照片,也许是因为叶文福老师的这首诗,使这张作品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受到了批判。尤其我记得是在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内参上面批判这个。同时还批判另外几张作品。一张叫《约会》。实际很简单,是我在海南岛的小湖边上拍的两个船,两个船头碰在一起。当时王志平给这张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约会》,后来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船和社会主义的船靠在一起。当然,引起争议最多的还是这张《笼里笼外》,是我1974年跟黄翔坤先生进到北京动物园拍的。他是《人民中国》杂志摄影组的组长,他很早就过世了,但是我至今非常感谢他。因为当时我在1972年的时候,进了故宫武英殿拍摄文物,是他告诉我:“你拍照的时候,一定不要摆拍,要抓拍”。他说:“我教导我的学生,从来不许他们摆”。所以,我当时跟着他钻进了动物园猴子的笼子里,看到这些猴子真的是很自在。到今天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并没有其他的感受,没有因此感觉到当时“四人帮”对社会的压迫。我只是感觉到这个影像的可爱,猴子非常的自然,在笼子的外面,而我在笼子里面,等于是人和猴子换了一个角度,所以我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当然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影展的时候,是王志平他们马上就把这张照片挑出来了,说很有意思。在第一次“自然•社会•人”影展上,我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老太太手里端着一个篮子,是我拍的一个集市上的老太太卖鱼的照片,我在1974年在海南岛自由市场上拍的。拍完了以后,当地的民兵跟着我,说为什么你要去拍这种社会阴暗面。当时整个形势特别紧张。那么在“四月影会”第一次影展上,本来这张照片也被选上了,而且也已经挂到墙上了,但是经过审查的时候。。。。。。

    李英杰:当时摄影家协会看了以后,提出了一些意见,觉得也不错,但是有一些觉得不好,建议能够撤下去了。

    王苗:当时老袁也去看了。

    李英杰:好像还有一张王志平那个塔。

    徐勇:谢谢王苗刚才讲了很多有趣的事。下面请“四月影会”另外一位重要的成员,金伯宏先生简单谈谈“四月影会”当年的情况。

    金伯宏:当年情况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想说说“四月影会”这三十年的情况,这三期的情况。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有那么几种说法。刚才还在说,“四月影会”办完这三期就结束了,很多人都讲,好象“四月影会”就寿终正寝了。其实在这30年之间,很多人不甘心,都说“四月影会”还要做点事,还要重新怎么样。所以我也很徘徊,我也不知道这个“四月影会”到底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到了今天,我就在想这个事,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一点。“四月影会”这三十年三期展览以后,其实并没有结束。它的生命一直在延续,它的这种凝聚力、它这个精神,一直存在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四月影会”当时实际上就是松散的一群摄影艺术爱好者、年轻人,就是一个很松散的,像一个沙龙式的,我们当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三期展览以后,我现在想,其实在这三十年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家一直在用不同的形式维系着这个感情,维系着“四月影会”这个精神,一直到今天,包括这个研讨会在内。在这之中,我想应该特别感谢几个人,比如说王立平。“四月影会”以后的活动,只要他们有时间,他们就出席。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出头做东,邀请“四月影会”的人,大家重新聚在一起。这样的事情,“四月影会”这么多年,这种活动一直在延续着。然后,就是“四月影会”之后,有很多活动,老的人也好,新的人也好,只要是“四月影会”有关的活动,这些人不计代价。我不是说三期展览,我说的是之后的事,他们不计代价、不计成本。只要是“四月影会”的事,一定要做。比如说我们出的《永远的四月》,王苗也出了很多力,很多人为这个也出了很多力。而且我发现,“四月影会”的人,关心它的人,新的人在不断慢慢加入进来,不只是当时的这些人,加入到这个小团体里。通过这么多年,我就感觉“四月影会”并没有寿终正寝,还在继续地作为艺术的一个业余活动,实际上还在生存着,不断活动,这三个展览只是当初的一个开始。作为一个人,一生中做的事情,能够被历史记住,具有历史意义,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四月影会”就是这么一次机会。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激它,同时也应该珍惜。从现在来看,我们这个感情也好、这个精神家园也好,这个凝聚力也好,完全能够继续下去。我就说这么多。

    徐勇:好,谢谢金伯宏!下面我想请“四月影会”另一个重要女成员罗晓韵讲几句。

    罗小韵:其实这个事是徐勇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我给他泼了冷水。我说我们是一群散兵,比较难整。首先感谢徐勇能把这么多人请来,太难得了。正好应了一句话,圈外人还容易做。我想接着金伯宏刚才的话说。刚才他进来之前在看这些展板,说虽然“四月影会”解散了,但是没有结束。原来徐勇让我说,我说没什么可说了,只是有点感悟。我觉得确实是,“四月影会”它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种机构,它是精神在延续着。虽然这个机构不在了,但是实际这些人,当年的“四月影会”对艺术的追求,大部分人对名利的淡薄,我觉得这个精神在物质社会中,是更值得继续下去的。我觉得它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本来“四月影会”就没有什么围墙的,谁是发起人,谁参加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这都不是重要的。正是因为它有这种风气,才在当时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是第一个在艺术界的展览,而且是摄影形式的,之后才有了其他的展览。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四月影会”之所以没有被封杀,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
    第一,“四月影会”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四五”摄影者,实际上是对“四五”精神的延续。虽然主题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对文化大革命被禁锢了的,用不同的主题来反映一种现象。“四五”摄影和“四月影会”这些人,当时的政治立场,我觉得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当时中央所提倡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我觉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当时有王立平大哥把关,打打擦边球,这个分寸感把握得比较合适。再一个,我觉得确实晓斌在这本书里,写到所有当时支持我们的领导。把我们摄影展全部照片送给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同志的家中,请他看。应该得到了很多当时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的支持,当然也是“四月影会”很多成员的父辈都是直接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跟“四月影会”之所以没有被封杀的原因也是有关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四五”对文革的批判精神,跟当时党中央倡导的解放思想是一致的,这个是我们立足不败之地的基础。我希望这个会,能是一个开始。因为前一段有一个采访问我,觉得我认为“四月影会”在摄影史是一种什么位置。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由我们说,应该由后来者或者评论家说,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位,我们在摄影史起了多大作用。刚才大家提到一些名字,我觉得更要提到的是,这本书的当时直接编辑和支持者,两位女士,都先后离我们而去。当时是陈淑芬女士在《中国摄影报》当总编辑的时候,在她的支持下,当时的《中国摄影报》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了这本书的编辑。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这本书不可能出来。包括在这书之前,《中国摄影报》组织了很大规模的会,我觉得组织得非常好。那个座谈会等于是这本书的引子,所以我借此机会向两位去世的女士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不能忘记在过去这些年给予我们支持的同志。我先说到这儿。

    徐勇:好,咱们谢谢罗小韵!下面,我们想再请“四月影会”这个群体当中另一个重要的成员李英杰先生给我们讲两句。

    李英杰:“四月影会”是在悼念总理批判“四人帮”的基础上发起的,所以大家再又重新壮大了队伍,搞出了“四月影会”,搞出了三次展览,应该说是在面上宽容度容纳得更多了。如果说《人民的悼念》,它是从纪实、从新闻角度做了一些探讨的话,那么“自然•社会•人”是向艺术摄影层面做的探讨。所以起名的时候,把艺术放在前面。当时徐勇说了,我最早在东郊工厂。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有必要提出的是,为了说明“四月影会”它的一些特性,我可以做一个比较。当时我在这个地带也组织了一个摄影团体,叫“北京电子摄影学会”。成立的时候,跟这个“四月影会”差不多,被北京市摄影家学会评为北京地区有挂靠单位的民间摄影团体。像现在的周梅生、谭明、郑国庆,他们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电子摄影学会”和“四月影会”相比较,我自己认为它就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民间团体。应该说,这个“四月影会”,它更艰难一些,它的出手更高一些。我们说做事,不怕眼高手低,就怕眼不高。所以我觉得“四月影会”它当时提出的这种口号,就像王立平说的,我们应该在摄影的这个圈里头,在非常平静的死水里,要投下一颗石子,说要有声有响,要有波动。实际上我们的“电子摄影学会”在这方面起不到这个作用,它对基层的普及同样也做了一些工作。我记得798也有一名会员。开会的时候,董齐也参加了,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发言,他们的发言里也提到了和“四月影会”的比较。他就觉得“四月影会”好像是不敢特别地大张旗鼓去支持,为什么?因为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对我们“电子影会”觉得比较放心,觉得有挂靠单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在当时,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那种思维的方式在人的脑子里还是很猖獗的。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刚才金伯宏讲的,就是说“四月影会”虽然办了三届展览以后,好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精神,它的这种对摄影艺术探讨的精神,却没有因此而消亡。我觉得恰恰是后来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在北京,后来西城的“80平米”,还有比如说后来的“广角”,上海的“北河盟”,都和我们进行了联系。展览的时候,都把票寄来。还有北京,比如说那时候也办了一个“黑白魂”展览,是和国际摄影展览同一天,同一个地点,都在美术馆开幕展出,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国际展来的是世界各地的摄影作品,我们的展览是吕小中他们一块策划的。当时因为怕出问题,所以我们以个人的名义进行了策展。进行展出以后,因为用的都是黑白片,继承了“四月影会”的一些精神方式,所以这个展览最后被一致认为比国际影展还有看头。这是国外的评价,日本都进行了报道。所以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四月影会”虽然后来组织形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精神却影响了摄影界。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总结这个的时候,给它以客观的评价。它当时是很幼稚的,但是确实起到了很多的作用,希望这个会能够让大家更全面、全方位、立体地对“四月影会”有一个了解,也谢谢徐勇对这个会做的努力,谢谢!

    徐勇:刚才李英杰先生谈了关于“四月影会”他自己参与情况的介绍,下面我想请从第二届开始加入“四月影会”,并且后来在“四月影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王志平的回忆录也谈到的王文澜先生。王文澜先生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是《中国日报》摄影部的主任。咱们欢迎他来谈谈他从第二届开始加入“四月影会”,还有在第一届开了以后的感想情况。

    王文澜:今天非常容幸,借着徐勇的地盘,又看到了王志平、王立平、王苗等等各位老前辈。今天到798,我一进来的感觉,好像是那年到中山公园,我穿着军装,好像去朝圣。因为当时在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还有一点人味的一块。当时我是在部队,在保定38军。那会儿“四五”运动的时候,去拍了片子。因为“四五”的动静非常大,后来要给吴鹏他们送“四五”的照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运动完了以后,在1979年又冒出来这么大动静。并不是针对着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是把我们平常熟视无睹的这些生活、这些细节,通过他们简陋的照相机、简陋的暗房,但是充满智慧的头脑和他们独特的眼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这些照片,给了我非常强烈的震撼。觉得拿起照相机,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宣传,或者是一种仪式,说我要去拍照片了,去创作了。而是一个随时随地,反正在家里妻子、孩子,或者说一个普通的栏杆都能成为创作的对象。我当时觉得这个事真是点石成铁。确实原来是泥,后来变成了铁,慢慢让它炼成了钢。后来在北海,那时候我觉得要往里挤了。我觉得革命不分先后,所以第二届加入也不错,在各位老大的领导下。在王志平的家里组稿,都是叠罗汉式的组稿,看到他上面压三、四层。在那样一个普通的胡同里,一个普通的民房,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动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觉得非常光荣。到第三届,就到了中国美术馆了。这一届一届的,我觉得使我们的摄影逐步更加开阔,包括到后来的现代摄影沙龙。当时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到了王苗家,跟王志平、王立平,包括到人大专门找到了吴鹏,就跟他汇报,能不能狗尾续貂再接着搞。后来一直搞到80年代末、90年代,这波人慢慢出国,各干各的,都成了大家。所以一直到现在,像798这样的地方,我想徐勇作为他的这个位置,确实刚才像罗小韵说的,他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也非常了解这个来龙去脉,而且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四月影会”那会儿所面对的这些水泥、沙漠、墙的,像李英杰原来所在的工厂,三十年后谁能想到它能够是一个艺术园区。所以三十年的这种变化,在艺术上来讲,在摄影上来讲,都是非常的巨大。对我来讲,就是人家问我,你摄影受谁的影响最大?你受哪个摄影大师影响最大?我说我受四月大师的影响最大。谢谢大家!

    徐勇:谢谢王文澜,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幽默的介绍。下面我想请当时在摄影家学会体制内,给了“四月影会”这个群体大力支持的几位老同志讲一下话。第一个我想先请龙熹祖先生谈一谈他当年对“四月影会”的支持,为什么在体制内会有这样一个支持的观念,虽然受到很大压力的情况下。

    龙熹祖:因为今天高朋群贤都在座,应该请他们讲,我真是不应该、不值得讲。而且规定了讲话的时间,我想我再让出几分钟,稍稍说几句。第一点,就是对“四月影会”的评价。如果说,“星星画会”在艺术界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那么“四月影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还非常猖獗、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向艺术界、文化界和社会发出了第一声春雷。鄙人不是王婆卖瓜,我确实做了一些实践,对他们的艺术思想、审美观念的一些对比和研究以后,我得出这样的看法。可能不对,请批评。第二点,“四月影会”刚才王志平说,意思是逃避政治。我说,刚才的发言已经说明了政治意识形态不可逃避,逃不掉。连两只小船约会也能上纲,更别说你的塔,“只要它不倒,就有人朝拜”,这些逃不掉。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今天极左的东西,不能说已经烟消云散,仍然十分可怕。什么自由主义、批判虚无主义、什么普世价值观等等,还是甚嚣尘上,所以逃不掉。我刚才说了,我特别想听远从美国、法国、还有文艺界、美学界、文学诗歌界的这些高朋、这些群贤的讲话,我不准备多讲。老提“四月影会”艺术上,我觉得中国摄影的生命,它的命脉是两个:“四月影会”是其中的一只,“四五”运动摄影,这两个才构成了我们中国摄影的命脉。不仅仅是“四月影会”,“四月影会”的骨干、主要成员,包括王立平同志等等,都是“四五”运动过来的,都是“四月影会”、“四五”运动摄影的英雄好汉。我就纳闷,当年风华正茂的这些小青年,在当时情况下,不管你们家庭背景如何,是工农大众,还是高干子女,你们哪来那么大的勇气?我一直琢磨这个事,一直到今天,我都琢磨不透。王实味怎么丢的命、张志新怎么丢的命?你不怕?所以鄙人对当时这些小青年,充满了敬意,至今依然。答案在哪里?我试图去找。我给“四五”运动的摄影战士写过一篇小评,标题是《无私方敢言,有胆自能察》。他敢为天下所不为,所以这是一群政治上非常勇敢的战士。有胆量,所以他能够眼睛很明亮,哪些是代表人民心声的,哪些是代表未来发展前景的,他能看得清楚,他才有这样的胆量。正是在他们的启示下,我当时做了一些支持方面的工作,现在已经不值得提了。《大众摄影》让我写回忆录,我两度参与《大众摄影》编辑刊物,写了几个小段,从周扬一直到吴群,最后就是“四月影会”引发的一桩历史公案。我讲了一下,就因为这些支持的行动,鄙人也糟了不少的罪,至今也没有获释。所以这些极左的东西,还是非常可怕的。

    徐勇:谢谢龙老!下面接着我们再请当时在中国摄影学会做一些组织工作、筹办工作的袁毅平先生讲话。今年他已经83岁了,来光临我们这个会,我们对他表示欢迎!

    袁毅平:徐勇同志邀请我来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我非常感谢!他要从关于对“四月影会”的评论来谈一下,我只想从我自己角度来谈对“四月影会”的认识过程。要谈可能也得从“四五运动”摄影这方面谈起。因为“天安门事件”以后,许多业余的小青年,不顾个人安危,拍了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当时有好多同志拿着照片到我们摄影家协会来,后来正好要办一个悼念周总理的展览,同时展出“四五运动”摄影的一些照片。对这些青年人,对这些作品,我们当时是非常赞成、非常支持的。我记得《中国摄影》编辑部专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请参加“四五运动”摄影的一些青年人来参加座谈,同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这是一个情况。后来“自然•社会•人”这个展览,在中山公园展出的时候,当时我正在二招起草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个“自然•社会•人”出来以后,我们起草的一些同志看了,也听了一些反映,各种各样的反映。后来,有的褒有的贬,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下。我当时感觉到这个展览不像有些人说的什么都是花花草草,甚至说是资产阶级等等。我觉得里头还是有不少好作品的。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曾经在文艺创作座谈会上讲过,他说文艺创作的题材,大体上有几种。一种是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一种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还有一种是没有多大社会意义的,这些都是文化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感觉到,我说里头有一些作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还是不错的。但是,当时我的认识,有一些作品好像没有大社会意义的一些题材。当时在我来讲,有一个想法。我说这两个展览,“四五运动”摄影展览和“四月影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展览,这怎么回事?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说这两个展览,应该说是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摄影展览不说了,“自然•社会•人”这个展览,它实际上也是对“四人帮”时期文化政治主义的一个反叛。而且这些作者,都是原来“四五运动”摄影的作者。所以,从这方面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后来第二届展览在北海公园展出的时候,当时我们摄影学会几个人都去看了,对有些作品提了一些意见,就是有几幅最好不要展出。后来我觉得这个展出的作品,有的是他们听了,有的没有听就展出了。后来,第三届在美术馆展出,我们几个人还是去看了一下。我记不起他们去了没有,反正我也是去看了一下。这个时候,我对这个“四月影会”本身也是逐渐逐渐地支持了。到三届影展以后,“四月影会”就召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当时好像王立平同志到协会来找我们几个人,说我们要开这次会,你们是不是参加一下。到开会的时候,就让我去了,我当时还有一点嘀咕。王立平同志说我们开这个会,还要制定章程,等于正式地成立“四月影会”。后来我也有点考虑,我说我还是请示一下。我就请示文联,打了一个电话。文联的同志说你自己想不想去,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是想去,为什么呢?我说里头好多同志,年轻人“四五运动”摄影以后,已经加入了我们中国摄影家协会了,他们都是新会员,我去看看是有必要的。后来他说这个事情,我也要再请示一下,你等我电话。一会他来电话了,说我已经请示中宣部周扬同志了,把你的想法看法报告给周扬了,周扬说同意叫你去。后来,我就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去了以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谈制定章程,一条一条,我记得提了一些小意见,王立平同志说可以写进去。所以有的同志讲,我是“四月影会”的支持者,我想如果从一方面讲也可以。但是应该讲,我一开始没有像我们协会有些同志那样,像龙熹祖、尚进同志他们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四月影会”。我一个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有毕竟我是摄影家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因为我们领导成员当中,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旗帜很鲜明的,所以我当时有这个情况。但是总体来讲,我还是支持的。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协会召开了一个在京的党员常务理事会。因为中宣部当时好像有一个文件,对群众组织要分清几种形式。一种是合法的,一种是自发的,还有一种是非法的。后来我回来以后,听说在这次会上有个别同志提出来“四月影会”是非法的。我看了记录以后,我就说这不可能。我说一个非法组织,你首先要看他们的领导集团这些人,是反动还是革命的还是什么的。我说他们这些人,有的都是我们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些人不可能是反动的,怎么叫做非法组织?我说如果按中宣部讲的话,当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情况就是这样的。当然,后来的这个“四月影会”的一些活动、一些情况,我还是支持的。因为我觉得这些年,特别是“四五运动”摄影,我是非常佩服的。当时说实话,说得具体点,清明节那天我是想去了。我家在西单,我坐到中山公园下车。结果那天公共汽车不停,一直开到东单,所以那次没去。但是应该讲,我当时也不知道“四五运动”到什么情况,我只看到挂了很多花圈,我就拍了这些照片。后来,人民日报一登以后,才知道要抓人什么的。其实,徐勇那天跟我谈,我说可以参加,我当然要参加。我谈的这些情况,在这本《永远的四月》里,当时摄影报来采访我的时候,情况都已经谈过了。那么今天30年以后,还来开这个会。我记得在1979年第二期的新闻在线上,我写了一篇评论“四五运动”摄影的文章。题目叫做《革命摄影史上灿烂的一章》。今天也可以讲,现在“四月影会”也在中国摄影史上,应该也是闪光的一页。我祝愿“四月影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谢谢!

    徐勇:谢谢袁老!下面我想请刚才我提到的,在“四月影会”三十年以后,一直被“四月影会”这个话题所忽视的、一直没有暴露出来的,就是为“四月影会”作品题诗的叶文福先生给我们谈一谈当年他跟“四月影会”的情况。叶文福先生在1979年“四月影会”同年8月份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叫《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因而遭到了一些非难,请他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情况。他的诗在“四月影会”影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叶文福:一片荒芜798,自然社会做人家,睁开双眼看三月,三九续雷二月花。诗人诗开头。这个会本来在我的意念里,是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因为我们是人民的一员。可是我们在这荒芜的地方,在这个工厂车间里举行,这是民族的不幸。我一来看到,最打眼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黑暗就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的错觉,把它当做太阳,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特别喜欢“自然•社会•人”这个标题,我特别留恋。这是一个情人对他的情人的爱和理解,理解和爱,理解之后的爱。你看,猛一看它是花圈,我们都是从花圈里钻出来的这一代人。再一看,特别是你们,你们的基本观点是看这个世界是黑和白的世界。因为有了黑,才有了白。没有黑的就没有白。这世界不许我们说黑,我们偏要说黑,因为没有黑就没有白。黑白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黑白世界是个正常的世界。你们正是从花圈里面长出来的眼睛,黑眼球才看得世界如此准确。你们是中华民族的第三只眼睛,我感谢你们。朋友们,我虽然一个人都不认识,你们又是一个族群。我是一个文学家,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认识你们的眼睛,因为我们都是从花圈里诞生的孩子。刚才大家说“四人帮”,好多人包括有很多朋友,言论很左的人,也说“四人帮”这个坏那个坏。你问一句自己没有?“四人帮”是谁?日本鬼子?国民党?不,他是我们自己思想里的敌人。由于我们学会了当奴隶,才使他们得逞。打擦边球,你跟谁打?跟自己的敌人打,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不应该这样地活着,这么猥亵地活着。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看眼色、看别人怎么说,我们每看一个事物,都要看别人看,别人看了的,我们才敢看,别人不敢看的,我们也不敢看,我们第三只眼睛就失明了。我们就是应该看别人不敢看的,就是应该看别人看不见的,就是应该看别人看起来熟视无睹、而我们看出思想性来的,这才是第三只眼睛。我们要重新代表整个民族来学会看我们自己,颂歌自己的智慧、颂歌自己的光芒,而不是每天唱那种别人怎么伟大,我是怎么渺小的无耻颂歌,乞讨来一杯残羹。所以,我们自己的思想里,已经被几十年的政治祸水污染了。我们三句话不离政治,我们每一个思维都不离政治。我们活了几十年,政治就是一场闹剧。今天反周扬,明天反邓小平,后来拥护邓小平。这场闹剧,我们跟着在里面混,人家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回事。所以我们应该学会避开政治污染,英勇地活着。你不下跪,别人就不会比你高。你之所以是矮子,就是因为你跪着。
        我今天很高兴。我一路上在想,第一句话怎么说。我想说感谢“四月影会”,感谢“自然•社会•人”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创造了一种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的四月的精神。我们以后要把这种精神叫做“四月精神”,那就是不满。我们今天不敢说不满。其实人类就是在一天一天的不满当中前进着,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认真地、严肃地、科学地说:“我们就是不满”。不满昨天,就有了今天,不满今天才会有明天,为什么不说不满?四月的精神,就是不满。不满“四人帮”,我们是从花圈里钻出来的,我们是在民族灭亡的时候活过来的、诞生的。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四月影会”的年轻的朋友们,不满、反叛、创造。反叛不是个坏东西,它很合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这个商标。毛泽东说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代人背得很熟,归根到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不满就造反。“四月精神”就是不满、背叛、创造,这就是“四月精神”的核心。你没有创造,造反就是捣乱。你的创造不如你反叛的,那就是倒退,所以创造是不满的后劲。伟大是纪念出来的,我一路上都在背这句话:所有的伟大都是纪念出来的。我们今天纪念。虽然有些不允许我们说纪念二字,因为今年值得纪念的东西太多了。这不科学。有的让纪念,有的不让纪念,这科学吗?这合乎科学发展观吗?不符合。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来阻止那些无知的人们,成天喊口号的无知者。当年,我在黑屋子里,我被朋友介绍说有几位年轻朋友搞摄影,你来帮忙。上午去的,下午回来,中间吃了顿盒饭。在王志平的黑屋子里,写了大概二十来首诗。有的起了个题目,如此而已。我又没觉得是个划时代的行为,我非参加不可。但是今天回忆起来,它就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纹样。所以,伟大是纪念出来的。三十年过去了,它一诞生就是我们生命的光芒,我们今天在颂歌它。
        文明是人民创造的,无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专制创造的。我们中华民族今天被人当作财富的,都是人民创造的。我们中华民族现在的政权、现在的时代观点来看是龌龊的,那就是专制封建帝王创造的。我们要义不容辞地创造我们民族的文明,因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包括腰鼓、包括剪窗花等等,都是人民创造的,更不要说摄影这些艺术。我们以后要年年、要代代纪念我们民族的由一群二十多岁的青年发起的、萌生的我们民族的思想萌芽。我们要年年纪念、要代代纪念,我们民族的、真正的、健康的精神。刚才李晓斌说过去“四月影会”谈的很多了,我提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不是多了,是少了。人家一天到晚说。我参加一个县里的招待会,县委第一把手开幕词说他们GDP上了多少,宴会上又是一把手照念一遍他们是多少,闭幕式又念一遍。他们一天都不嫌多,我们三十年一次还嫌多了?就像我搞了一次诗会,他们就说北京诗会何其多。你听他们的,你就活不下去了,我们以后要多搞。。。。。。
    那天在我家的时候和今天,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说关于“四月影会”,办了几次之后就自动解散了,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志向,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和风格不同。我听了特别伤心。我觉得我们就像这本书一样,《永远的四月》,它是我们民族的健康精神。要代表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没有了,就是解散了,解散就是没有了。我刚才临时总结了一个体会。所谓散了,就是方向不明,就是档次不够,没有文化修养,只是一时冲动。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以后不能随便解散,要代代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就像这三十年,没有你做这样的工作,这个三十年纪念会就没有人开一样。谢谢!

    王立平:对解散的事,我要承担主要责任。当时我说谁也打不倒“四月影会”,只有我们自己打倒自己。我们不要在回顾“四月影会”的时候,一分为二,由于他们的方向不清、水平不高,由于他们产生了某些纷争,所以后来怎么怎么样了。我说如果我们在最辉煌的时候结束,“四月影会”将是永远的“四月影会”。

    罗小韵:如果“四月影会”延续到今天,可能大家看到的就不是这些。当然,有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拿到这里讨论。我觉得金伯宏说得对,它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个组织的延续。这种精神永远在我们心里,永远会延续下去,不在乎这个机构是否存在。今天能把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觉得是这种精神延续的最好体现。而且我也觉得,确实我们当时解散得很是一个时机。有些事情,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拿出来,当然各有各的看法。

    王立平:当时第一次展览我觉得是个性鲜明,冲击力很强。第二次有的人就觉得不如第一次来劲。第三次的时候,规模大,已经受招安了,已经进了美术馆,可以讲是最辉煌的一次,但是我觉得是最惶惑的一次。有些人觉得中国摄影并不是那个样子,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摄影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办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但是特色最少。所以我觉得结束的时候到了,所以我力主结束。

    王志平:去美术馆办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我不是说到中国美术馆的人数,是到二楼的馆,那天是8300人次,就是第三回展一天的人数。

    叶文福:“四月影会”一开始就不是机构,它是一种形象化,它是几个小青年,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思索、探索。解散是对的,他就跟神仙一样,时隐时现。老隐就隐没了,老现就出错了,它是一种精神。

    徐勇:谢谢上午所有在场的“四月影会”的发言。

    李晓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前两点不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个人的志趣发生了变化、有了分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主办人,由于办展览非常辛苦和累,也不是太想办了,这是第二个原因。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1981年下半年,文化部有一个十号文件。这个十号文件明确规定,任何的群众组织,要有上级的主管单位,要有工商管理的注册,否则就作为非法地下组织。这个文件是在1981年“四月影会”办完以后出来的,所以“四月影会”无法找到上级主管单位。

    罗小韵:更主要的是我们不愿意挂靠在哪里,否则“四月影会”的精神何在?

    李晓斌:再一个本身的分歧也大了。因为它及早停办,没有被定为地下和非法组织,是因为我们正好停了。比如说像《今天》、“星星”、“无名”实际上1982年也办不下去了,就是因为文化部的十号文件。这也是“四月影会”关门和溜之大吉走得早、没有被定为地下组织的原因。

    徐勇:谢谢以上所有“四月影会”的成员,还有龙熹祖先生、袁毅平先生、叶文福先生的发言。上午我们主要介绍情况,下午我们正式进入对于议题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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