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我穿过北京机场戴满口罩的人群飞到哈尔滨731遗址，参加了这个特殊时候和特殊地点举办的现代艺术展。

　　展览正好诞生在伊拉克被彻底攻占和“非典型”病毒在中国愈演愈烈的时刻，实际上，这个取名为“暴力、死亡、时尚空间”的展览酝酿也只有几天。策展人沈少民是个在731遗址附近长大的旅澳艺术家，最近几年他一直躲在距哈尔滨数百公里外的著名小城大庆做动物骨状雕塑；另一个策展人刘卓泉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经过在西藏八年的游历之后，数年前他一直在广州从事“个人电视”的民间影像活动。在开展前的数天，他们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馆长王鹏不期而遇，“战争和病毒”使这几个敏感的人一下子获得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感应，并迅速促使他们决定使用一种另类的艺术方式来表达对这个时代的迷茫、困惑以及日渐脆弱的道德良知。

　　“731”遗址是1932年日本“731”部队进行鼠疫、伤寒、霍乱、炭疽、冻伤、结核、梅毒以及耐热、饥饿、毒气等非人性的试验基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的研究基地。在前后14年间，先后有三千多名中国、朝鲜、蒙古和前苏联人在这儿被实验虐待致死，其灭绝人性的程度比“奥斯维幸”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尤有过之。巧合的是，当年美国二战胜利后迅速接管了“731”部队的研究成果，包括生化细菌的实验材料。实际上，美国最怕恐怖分子得到的炭疽菌生化技术最早就来自“731”部队的在哈尔滨的实验。后来，美国又将炭疽菌技术给了伊拉克用于对付两伊战争的伊朗。因此，美国对伊拉克的掌握生化大规模杀伤技术的恐惧可见一斑。

　　刚接手“731”遗址纪念馆没几个月的王馆长最近一直忙于奔波，要将“731”遗址像欧洲的“奥斯维幸”集中营那样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类反省的场所。由于美国向伊拉克追缴生化武器的布什战争，“731”遗址还受到一些美国学者和富翁的关注，不久前王馆长还受邀去美国和有关人士商讨在美国开设“731”分馆的可能性。

　　4月19日早晨10点，难得有“前卫”艺术活动的哈尔滨突然来了一批来自北京、澳洲、以及哈尔滨、大庆本地的艺术家用行为艺术、装置等当代艺术形式表达对“暴力和死亡”的思考。开幕式是在“731”遗址的一段残墙前举行的。这段墙原属于一个细菌实验工厂，日军撤退时被炸成只剩两根巨大烟囱的千疮百孔的单面墙，倒很像事先设计好的纪念碑，不愧为真正的“战争”艺术。

　　开幕式的所有艺术家和嘉宾都戴上了自制的红色口罩，也给在场的许多哈尔滨中小学生发了很多时尚口罩。艺术家刘卓泉指挥大家做了“一分钟清新呼吸”的集体行为。这个作品就像他在策划手记中写的，“这是一个由手中遥控器掌控痛苦或快乐的时代，真实在选择之中变得扑朔迷离。一切有关暴力、死亡的真实事件却被轮番上演的媒体大战包装为每天一集的‘电视连续剧’，现场的残酷变成精美的画面和叙事诗。”

　　现场的很多表演和装置，都和这个地点以及正硝烟弥漫的战争和病毒背景有着一种奇妙的心理氛围的呼应，很多作品都急巧妙地借用了现场环境。艺术家沈少民和张灏穿着防化服在“731”遗址的埋尸场1号区做了一个“731非典型表演”，沈少民的许多“鬼魂蛋”雕塑也在1号区的泥土上引人注目；北京的行为艺术家仓鑫将自己埋在1号区旁的地下，用舌头舔各种日常物品；女艺术家枫翎则化妆成圣母怀抱着一颗炮弹，使圣母形象十分的“酷”。军旅画家邢俊勤做了很多玩具士兵挂在象征和平和绿色树枝上的装置；女艺术家柏苓也模拟了“病毒实验”的表演。

　　就像狄更斯说的，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它给与我们超越历史的机会。这也是一个个人每天处在希望和无望交替的时代。使我惊奇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各种“非典型”口罩还是欧洲的各种美女裸体反战，面对像玩电子游戏一样的美国式的后现代战争，面对跨国公司和寡头资本的后资本主义，面对道义分崩离析个人无助的后历史时代，人的追求道义的意志和将无望的人生转换成审美和绝望的抗议的本能是如此顽强。

　　在“731一号区的展览现场，我不仅想起自己从3月份开始的这些日子，每天晚上和每天早上半梦半醒地打开电视机，像接到什么命令似的，看着军事专家振振有词地分析伊拉克战局。我好像只是在体验战争进程的那种不确定感带来的刺激，对战局只有注定无望的麻木感。

　　一位美国学者分析说，在“911”后，每个国家的都在采取“各自逃生”主义，像上一世纪二战那样，基于一种共同的道义理想联手对付“邪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只关心自己不受伤害，或者同“邪恶”合作获得比不合作多一点的实质好处。而实际上，“各自逃生主义”在这个时代的日常文化中又岂止不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扮演“摩菲斯特”。1）

　　我想“暴力、死亡、时尚空间”的主题并不仅是指战争和病毒的暴力，它还指隐藏在我们时尚意识深处心灵所遭受的暴虐。尤其在中国社会，社会内部在进行急剧转型，财富和权力在进行重新分配，一个个“摩天城市”拔地而起，我们在实际感受一种物质主义的暴力和病毒的侵入。艺术在这个时刻会变得敏感，并试图将对人生的无望变成审美，这也许是这次“非典型”艺术的意义所在。

注：德国战后的一部著名小说，写一个天才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在纳粹当政期间，左右逢源，当上了国家剧院院长。最后在权力的光环和灵魂的自我丢失之间痛苦挣扎，成了他所扮演的“摩菲斯特”这样的人。

　　　　　　　　　　　　　　　　　　　　　　稿于2003年4月2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