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为出发点，《唐诗後著》所经历的翻译和反译过程却不尽像“文化的互相异化”或“文化的互相消费”所表达的那样是完全对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两番由中文译成英文的过程都是用意译方式完成的，而由英文译成中文的反译过程却是用音译方式完成的，尽管用意译方式同样可以产生和原诗完全不同的文本。这一基于字母发音译回中文的反译过程不仅形成了全新的文本，而且还配有新的表意字，并形成了碑铭。这个意译与音译之间、翻译与反译之间小小的不对称使《唐诗後著》所展现的“文化的互相消费”带有某种奇异的复杂性。我们知道，碑刻、铭文、碑文一直是中国语境中“文”这个概念的物质化体现。当这些借音译而生成的像声字表意字被铭刻下来，作成碑林时，它们给本来不可读解的字母音赋予了“文”的功能。由此看来，音译和意译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文”或铭刻：一种是对文字生成文字或书写生成书写之过程的铭刻（比如对唐诗英译的铭刻），另一种是对音节衍生文字或由音节衍生书写之过程的铭刻（比如对反译英文唐诗的铭刻）。也可以说：这两种铭刻一种是源于阅读他者（视觉），另一种源于聆听摹仿他者的语音（听觉）。这两者在碑铭中的交接有什么隐蔽的文化历史内涵呢？


　　组合翻译
　　提要
　　朱青生（北京大学）

　　中国又一次面临“西天取经”。翻译工作任务巨大，为了保证质量，提高产量，我们实验组合翻译。

　　组合翻译并不是一群人各自分译一部分，然后拼接在一起，而是在人员配备和合作技术上采用有组织、有计划的操作流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保证翻译的精确。“组合翻译”不是“拼合翻译”。

　　组合翻译不适合文学艺术，特别是诗的翻译。因为“艺术翻译”是个再创作的过程，组合翻译只适合思想性和科学性文本的翻译。

　　根据我们1986-2004年Janson：History of Art，2004-2005年Oniens：Atlas of World Art，2005年《海外汉画研究》的论文翻译，以及在最近实行的History of Art History的组合翻译实验。现在做出工作报告。

　　人员配置：每一个翻译文本因专题不同，由本行专家和语言专家构成工作组，其人数的多少决定用时的长短。

　　合作技术：文本切成条块。每个部分都由本行专家（红带）和语言专家（蓝带）配对进入。这是一个译名积累和专家系统不断改进的开放的数据库。

　　操作流程：先析离出术语，做成译名表；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列表，在文中不译，待后一并替换；分块翻译，滚动校对，每块按顺序前移一人，使文本任何部分都经由本行专家（红带）和语言专家（蓝带）译校。滚动的次数决定译文的质量，终极是“所有译者都校读过所有部分”（这里有意地不强调“专家的水平决定译文的质量”，而用操作“制度”来组织翻译生产，保证质量。）。译改全部内容保留过程的原始状态，即将初译和各次校译都记录。最后再对这些记录作最后定夺。

　　所有译名都根据译名表进行，所有译法按规范操作。任何新建译名、译法皆代入“规范”中核查，在不相违背的情况下方可使用，否则提请专家系统修改译名表和“规范”。

　　组合译法小到本行专家与语言专家二人合译一编短文，大到数百人译制大型专业辞书。

　　附录：
　　地名译法规范
　　人名译法规范
　　度量衡译法规范
　　时间译法规范
　　术语表（包括特殊译名）


　　《世界艺术地图》中专名音译的问题——以地名为例
　　提要
　　冯华年（北京大学）

　　世界艺术史的翻译对象是学术著作而非文学作品，其中涉及大量具有明确所指概念的专名。针对这一特征，我们在翻译中首先选择将这些专名音译，以保证概念的唯一性。地名的翻译是其典型。

　　但是，汉字既表音又表意的特点，使得汉字音译专名可能造成对专名中汉字含义的联想。本文将首先以地名为例，分析一些历史沿用的地名音译中其选字所引起的含义和文化联想：音译字组词造成错误理解、选字之雅俗所反映的对不同文化的态度、以及一些本在汉字中无意义的字长久以来形成了对这些字含义的联想。

　　而另一方面，世界艺术史著作中的专名与文学用语相比，尽管没有文学性的“言外之意”，但往往蕴含着文化信息和历史信息。除做出注释以外，我们是否可能在专名的音译中包含一部分信息（原文特征及词源信息）？本文将分析现在通用的55个外语译音表的选字特点，并比较西文罗马化拼写音译，提出汉字译音表可能改进的方向。

　　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简要介绍《世界艺术地图》中的专名翻译办法。


　　翻译——媒介化现实的政治
　　提要
　　高士明

　　在交互文化语境中，文本、图像的迁徙与转义已成为一种常态经验，关系美学所宣称的“内容即语境”（content is context）更加为种种现实所印证。在我们不得不为一个观念论的“全球”所“化”的今天，任何视觉与观念形态都有待翻译。翻译不但成为跨文化交往的必经之路，而且似乎已成为文化再生产的重要途径。

　　对话的目的从来不是达到同一。同样，在翻译背后隐藏着的也不止是话语的殖民，还有意义的转换和增殖。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作为文本、图像、话语的跨语境运做的翻译为今天带来了什么？它如何塑造现实？跨语境的文化再生产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建构力量，或者仅仅是一种新的犬儒主义？对翻译之生产力的关注是否只是所谓“另类现代性”问题的又一变体？对翻译问题的探讨是否只是“全球化-后殖民”话语战车上的一个武装部件？

　　本文所关心的是：我们能否抛掉整体论的、本质主义的文化想象，甚至抛掉对这种文化想象的批判，转而思考日常现实与意识结构中的意义转换现象？因为，翻译与认同不仅存在于不同语种、不同文化之间，还存在于媒介、现实与想象之间。

　　
　　“黄盒子”，一个文化传译的例案
　　提要
　　张颂仁

　　“黄盒子”是目前在中国美院展示文化研究中持续研究并公开征收稿件和创意案的一项计划。“黄盒子”首次展示是受台北市立美术馆黄才郎馆长所邀，在2004年底台北双年展期间作为美术馆的另项节目推出，展至今年2月。介绍图片是市美展览实景和展示议案稿件。

　　“黄盒子”是对传统文人艺术的诠释，着眼点是其观赏文化与现代展示形态之间的分歧。“黄盒子”是策展和陈示方案，目的是提供解决分歧的议案，以期达到自觉保存书画观赏文化的特色和提供传统书画形态的艺术一套最有利于进入现代展馆的方式。

　　“黄盒子”的论述首先从现代展馆形式展开以书画在这种情境中面临的不利因素，突出书画的观赏特征。“黄盒子”的说法来自西方现代展厅被称为“白方空间”的名号，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录像艺术的定位使“白方空间”不得不在展场中增建“黑盒子”，否则录像无法在“白方”中被看见。我方的论述认为书画的精微同样无法在“白方”中看见。故此非要建设各式“黄盒子”不可。

　　设计“黄盒子”这种诠释工具有原则的假设。
　　一、“文人书画”有一种比较稳定的形态，尤其以民国革命之前的社会，中国世界观未崩坏的时代，这里的观察角度以其相对现代展示文化的歧义为特征要素。
　　
　　二、假设书画的传统观赏形态在今天尚有追随者，而通过“黄盒子”这种机制能助以保存与发扬这传统。

　　三、“黄盒子”的观赏形式议案，希望可导致书画文化以外的创作应用，影响其它媒体，使书画文化重新介入当今已成显学的当代艺术舞台。


　　谷文达的艺术
　　提要
　　彭德（西安美术学院）

　　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使读者能面对唐代中国的杰出诗人，进而能想到唐代的历史。唐帝国是当时面积最大的国家，国都是最大的城市，财富超过全球的一半以上。《碑林》通过翻译手段，把东西古今两个最强大的文化圈捏合在一起，造成一厢情愿地交流效果。翻译讲究信、达、雅。谷文达有意把他的翻译弄得不可信，不达，不雅。他采用美国卡通文化的搞笑作风，把原本正经的语句弄成文字噱头，犹如染上病毒变成乱码的电子读物，展示出文化翻译与交流的荒谬。翻译只在物欲层面有效，在精神层面很难奏效。谷文达的译文与其说是汉英对译，不如说是边缘文化同国际文化的对译。它揭示出中国的插头插不进西方的插座，形成硬插而又无济于事的尴尬效果。

　　《碑林》能引出很多话题，有关文化交流的话题尤其耐久。随着跨文化时代的到来，异质文化交流的困惑凸显为人类生存的障碍。在世界一体化或世界大同之前，在地球人和可能存在的宇宙人解决文化差异之前，在人与物、人与宇宙之间建立对等的“交流”之前，《碑林》展示的困惑将始终是人类难以摆脱的阴影。


　　文化意识的转移
　　提要
　　程征（西安美术学院）

　　我确信我和谷文达有特殊缘分，不然，先后居住在杭州和纽约的一位艺术家，在中国仅有的两次个展为什么都和远在西安的我密切相关。第一次是20年前，我去杭州邀请他到西安举办了他的平生第一次个展；第二次就是现在这一个“谷文达《碑林一唐诗后著》展”。作为朋友，受远在纽约的谷文达委托，由我帮他实现了石碑的制作。

　　这仅有的、非常重要的两次艺术活动经历，使我对谷文达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并对以谷文达为代表的这一代横跨中西的国际性华人艺术家的艺术特性做过一点思考。他在碑林中以先严肃，后调侃；即以中、英交替互译中所触及的中西文化的包容与互动，在误读误解的二度“文化翻译” 过程中所引发的冲突与令人啼笑皆非的诙谐，传达了艺术家“一直在观察、吸收、思考和包容不断演变的世界文化”，“意读我们当代社会中人种、政治、科学与文化的特殊共性：‘文化的进出口’，‘文化的异化、反异化、互相异化’，和‘文化的互相消费”’等等过程中所引发的思考。这使我想起20年前谷义达对我说过的一席话；大意是：“自现代艺术在西方产生以来，西方艺术家已经广泛地吸收了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因素。由于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深奥，一时还不易为西方艺术家所掌握，现在就剩下中国文化这—块了。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现代艺术，理所当然是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任务。”可能正是这一种使命感促使他移居纽约，以便更真切而透彻地领会现代艺术的要义；可能也正因此，他不断地回返故土，将中国文化要素纳入他的艺术创造之中。如果说，以林风眠、徐悲鸿为代表的老—代艺术家所奉行的“中西合壁”是把西方文化因素融入东方文化系统，以复苏垂危的中国传统艺术的话，以谷文达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家，则将中国文化因素融入西方文化系统，从而使其在东、西二者的同构中更具世界性。在当代中国艺术家中，谷文达是为数不多的拥有全球视野的人，然而，他的心底里很深蒂固地存有故土文化情结。于是，全球视野与故土文化情结往往架构了他的艺术特性。“谷义达《碑林一唐诗后著》展”应当是一个强有力的实例和明证。


　　“输入”或“输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策略
　　提要
　　靳卫红（画刊杂志社）

　　中国的变化之快，连我们身处其中的人都应接不暇。现代艺术，在20年前还是个中国人无法确定的性质的东西，为了它的存在很多人付出很多努力甚至是斗争，而20年后，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显学，当代艺术新贵的数量以极快的速度诞生。

　　自“五四”以来，我们在文化上一直有个紧紧跟随我们的命题，即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施行文化策略也成了考验艺术家的一种实用的智力游戏，文化输出者，如谷文达等人，作为中国文化的言说者无疑强化了面向西方的实用性；而输入者在中国本土由于受到地域限制，对西方艺术的借鉴是凌乱的和无系统的，但这两者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施行的某种策略。20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基本走的都是这一路，但是却忽略了在艺术本体上的思考。

　　我们当真仅仅满足于这些文化策略下产生的艺术吗？“输入”与“输出”是看起来是在做双边交流，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一种以西方价值观作为参照的艺术，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它具有革命性和自省性的，但是它的内核却不尽然如此，2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是颇为尴尬的。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也。”我们20年的当代艺术的发展，充其量只有“思”，未能成“潮”。可以这样说，20年甚至上推100年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只有当这种反思成“潮”的时候，中国的新艺术才会真正拥有其生的价值。

　　视觉符号与文化翻译
　　提要
　　刘禾（密执安大学）

　　文化人类学理论对“文化翻译”这个概念的认识和反省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语言行为和与之相关的象征符号系统始终是语言人类学以及广义的人类学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当代媒体研究和艺术史领域所进行的视觉文化研究，则比较侧重于形式、技术、和历史之间的互动，而经常忽略文化人类学家所反复讨论过的文化之间的翻译问题。为了澄清视觉符号与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我将试图在研讨会上提出以下问题：首先：视觉符号是否进入文化翻译的过程？如果是，那么它是如何进入的？其次，汉语文字本身充满了图像和视觉隐喻的因素，其全部符号景观是否大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视觉艺术？此外，视觉符号是否包括幻象、梦境、镜像、记忆符号、以及高科技打造出的各种影像？最后，数码技术对“文化翻译”的命题提出什么样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