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路易斯·达维特（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1748年达维特出身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最初的绘画老师是他的亲戚，著名的罗可可画家布歇。少年时代的达维特是沉默寡言和喜欢思考的，他不喜欢和同龄的孩子玩，使人感到他少年老成。达维特的文化水平非常有限，他的感受力也很一般。但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能够对别人开诚相见。同时，达维特坚忍不拔地追求着自我完善，这使他成功地获得了熟练的技艺。可是，尽管他有巨大的毅力以及接近人民，由于缺乏真正的文化，他不论在生活中或是艺术上，都未能走自己独立的道路。他以盲目的热情献身于他所接触到的思想。当达维特从皇家美术院毕业获罗马大奖后，他便赴意大利游学，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美术影响。

比柯尔夫人

　　当达维特从意大利游学回到巴黎后，他认真地研究了布歇(Boucher)、格瑞兹(Greuze)、维安(Vien)、孟格斯、卡拉瓦乔(Caravaggio)、普桑(Poussin)等人的绘画风格以及古代雕刻。达维特于1784年画了“比柯尔夫人”（图1）的肖像。靠这个妇人的服装和相貌，使这幅肖像画没有一点古典主义的气息。达维特得自对古典形式的研究，仅仅是强有力的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强调了模特儿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她的粗俗；画家用了一种葡萄酒似的红色，把这种粗俗的气味渲染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这幅肖像画只是证明了一个工匠而不是一个艺术家的精湛的功夫。

荷拉斯兄弟之誓

　　“荷拉斯兄弟之誓”（图2）也是在1784年画的；这幅画是达维特第一次实际的凯旋，毫无疑问，也是革命的预兆之一。士兵宣誓场面的平淡无奇，父亲姿态的装腔作势，女人们矫揉造作的疲惫模样，都妨碍了人们看出这一作品的艺术上的长处。可是与此同时，谁都不能忘记，在这幅作品中，造型语言第一次倾吐得如此质朴，充满了罗马式的庄严，并且才气洋溢地突出着战士的强有力和妇女的孱弱之间的对比。这幅画所具备的图解性，很容易地说明了它之所以获得成功。至于这幅画的形体和色彩，则可以说它们是一样粗糙、抽象、没有感情、没有个性的，但有一个差别，那便是这幅画的不伦不类的形体显示了达维特对古典形体的精通，而不伦不类的色彩却只是达维特完全忽视色彩关系的结果。从我们上面提到的两幅作品来看，达维特在1784年就已经在技艺方面达到充分成熟。他的风格的演变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时为止，可是其基础却始终未变。

萨平妇人

　　1794年7月27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党专政，参加雅各宾党的画家达维特也因被罗列了17条罪状而被捕入狱，险遭杀身之祸。出狱以后，停止了所有政治活动，平时只在画室里教学。这时的达维特情绪很消沉，遂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以裸体为基础的绘画作业上。这一幅“萨平妇人”（图3）的画稿，在他的画室里已闲置了整个大革命时期，此时他拿出来重新加工。这幅作品追求的是历史事件的逼真感。在这一类题材上他始终保持一种观点：艺术之道在于模仿地道的古代生活，并考古式地真实再现当时的情景。他说：“我的意图是要以一丝不苟的准确性去描绘古代风尚，要让那些希腊人、罗马人看了我的画后，不会感到我的画同他们的风俗习惯有格格不入之处”。这幅作品不仅表现了画家的艺术理想，还反映了画家此时内心升腾出的一种希望和解想法。重新创作这幅作品的热情，来源于画家试图以人体描写来填补心灵的空虚，更主要的是这个题材正好符合他抒发某种妥协、容忍与和平的哀吟心声。“萨平妇人”的题材源自罗马神话传说：罗马人在邀请邻帮萨平人参加自己的宴会同时，悄悄地打入萨平城，抢去了那里许多年轻美貌的妇女。萨平人是居住在阿比奈斯山脉中央的一支古意大利民族。而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一位部落领袖罗穆吕斯早就觊觎萨平女人。在萨平城正在欢庆的节日里，他们冲进城去，掠夺萨平妇女和她们的财产。从此，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战斗。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引起萨平妇女的恐惧，为了不使自己的亲人继续牺牲，萨平妇女抱着幼儿奔到战场上来阻止这场厮杀。画上站在中央用双手挡开鏖战激烈的敌对双方的萨平女人名叫爱尔茜里。她奋不顾身走到前面，孩子已从她的怀里掉落在地，左右几个妇女抢步上来搂住幼儿；前景上右侧一个正欲投枪的武士即是罗马王罗穆吕斯，他背朝观者，与对方另一持盾拿剑、胸朝观众的萨平王都斯，构成势均力敌的一对。画上所有人物都以裸体或半裸体展现，这是古典主义绘画的特点。为了显示绘画造型布局，画上不论远景，还是近景，不论人物还是兵器，都服从黄金分割的视觉法则。如右侧的战马与左侧高举婴儿的妇女形象相对称；爱尔茜里的白色衣服与后面稍右的红色衣服相协调。前景上两个对峙的武士的相对站势……双方的厮杀尽管气氛强烈，但主要人物的构图，包括两个部落王的正反面盾牌，高举着的婴儿的竖形与横向标枪的水平形，都是在这种法则下的稳定构图。这幅画暴露了古典主义绘画形式美的程式化，理性的构思冲淡了艺术美的真实激性。达维特在失望与消沉的情绪下，借画这幅画来消磨时光，因而难免有 “借酒浇愁”之感。

拿破仑为维瑟芬皇后 加冕图

　　拿破仑把达维特的兴趣从古代的题材转移开来，为的是要迫使达维特画他。“拿破仑为维瑟芬皇后加冕图”（图4）作于1805-1807年间。身穿紫红丝绒与华丽锦绣披风的拿破仑，已经戴上了皇冠，他的双手正捧着小皇冠，准备往跪在他面前的皇后约瑟芬的头上戴去。约瑟芬身后的紫红丝绒大披风由两个贵族妇女提着。在拿破仑的背后坐着那位穿镶红边白色法衣的臃肿的教皇，他双手搁在胸前，低头默认这一情景。整个气势十分庄严，人物多达百人，每个人物形象以精确的肖像来描绘，这里有宫廷权贵、大臣、将军、官员、贵妇、红衣主教与各国使节。构图之宏大，场面之壮观，为画家以前的任何作品所没有的。它充分发挥了画家的素描造型与色彩写生的卓越才能：出场人物个个肖像，色彩服从整体构思，金光闪烁，富丽堂皇，表现了人物衣着与殿内环境的强烈质感。但在这幅画中获得改变的仅仅是题材，而达维特的风格则并未发生改变。

马拉之死

　　“马拉之死”（图5）被艺术评论界认为是过维特的一件杰作。这幅作品描绘的是达维特的朋友马拉在浴缸里被杀害后的惨景：浸泡在浴缸里的马拉露出上身，歪斜着头，脸上流露出一种悔恨和痛苦的表情，鲜血正从他胸口流淌出来，染红了雪白的浴巾；他右臂无力地垂在浴缸外，手中还拿着那张凶手递给他的请求补助的申请书，上面清晰地写着：“1793年7月13日，马丽·安娜·夏洛蒂·科尔兑，致公民马拉：我是十分地不幸，为了指望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光线投射在马拉苍白的脸部和身躯上，犹如一尊石雕像，富有纪念碑性。在浴缸边的地上，遗留着一把凶手用来刺杀马拉的匕首。达维持在这幅画中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凶杀场面，他通过描绘马拉虽死在浴缸里，但手仍持着科尔兑的补助申请书和鹅毛笔这一情节，充满感情地表现了马拉带病工作，甘为穷苦人民操劳的高尚品质，同时也尖锐地揭露了敌人以卑鄙的方法来接近马拉，从而达到杀害马拉的可耻罪行。达维特还特意在浴缸边放置了一个木箱，上面置有一瓶墨水、一支鹅毛笔、几张纸币和便条，那便条上的字迹依稀可辨：“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见画家亦注重这些次要部位上的细节表现，从而将马拉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更立体地展现出来。达维特还在木箱的下部题上了一行字：“献给马拉——达维特”，真诚地表达了达维持对马拉的崇敬之情。达维特说：“在马拉被刺前几天，我被派去访问他。我见到的他在浴缸中的情景使我惊讶。浴缸旁边有一只木箱，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在浴缸外的手却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的计划。……我认为，把马拉为人民而操劳的生活情景展示给人民是有益的。”确实，达维特把他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在画中浓缩地表现出来了，把他的感情和对革命的正义感也淋漓尽致地流露出来。他从希腊和罗马雕刻中学会了怎样塑造躯体的肌肉和筋腱，怎样赋予躯体外形高贵的美，用笔结实有力、完全不受各种偏见的拘束，他也从古典艺术中学会了舍弃所有无助于主要效果的枝节细部，学会了力求单纯。画中没有繁杂的色彩，也没有复杂的短缩法，从这幅画中只有那纯纯的质朴感。这件作品在艺术趣味上的意义是巨大的。他超出了古典主义的范围，而且把整个未来的浪漫主义抛在了后面。

勒卡米埃夫人

　　为了认识达维特的本质，我们不能在他的古典和现代的作品中去寻找，也不能在他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肖像画中去寻找，我们必须到在他心情振奋的时刻，为了乐趣而画的，不过于追求细节，也不讲究工整的那些肖像画中去寻找。“勒卡米埃夫人”（图6）就是这样一幅画，达维特为这个少妇的优雅和魅力所吸引。尽管有古典主义的装饰陈设，但他却没有使这个少妇失掉她本有的个性和魅力。灰色的背景和灰褐色的地板，同黄色和天蓝色调子的卧椅以及白色的古典服装配合得很好。轮廓的稍欠工整使得它们既能够烘托出形，而又不受生硬的线条的约束。这件技艺无比精湛的作品，有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特殊丰采。

法朗梭亚·南特伯爵

　　“法朗梭亚·南特伯爵”（图7）的肖像是另一件出色的作品。达维特十分注意面部的勾画，表情细腻、姿态优雅、服装华贵、精力饱满和神态尊严，因此这幅作品生动地表达出了这个人物的庄重与自负。

　　总的来说，过维特对艺术的趣味发展的个人贡献就是严谨的处理、准确而自信的线描技法、否定艺术的独立性和有意识地把艺术变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