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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在另一方面，你正在慕尼黑策划的展览涉及到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主题，即非洲解放运动历史。 答：是的，这一展览应该提供一个机会来探讨某些观念，如大非洲主义和黑人态度，它们在一些有关现代的历史研究中被完全忽略了，同时，这个展览想打开一个领域，使我们能开始讨论当代非洲形象和记忆观念。这是一个历史展览，但其中艺术、哲学、记录性照片、电影和其他东西会互相作用。这是一个范围极广的展览。 问：你怎么看待近二十年来的策划人的角色？ 答：有机会把艺术作品不作简单展示、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互相关联的上下文关系中是令人激动的，有可能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允许你在不同现实中制造意义的跨学科主线上是非常解放的。我不是要策划对的或正确的展览，我希望展览能够对于当下的讨论有所贡献，并可能提出新问题。我认为这是跨学科在策划实践中能够加入的深度和广度。 问：在你的工作中，你非常强调合作，这对我们这代策划人非常重要。那它对你为什么那么重要？ 答：对我而言，合作能使一个人的想法变得透明，并有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不是确定自己的立场，而是从一个位置出发，使你的想法和立场能够容易地变得复杂化。这也是在要不然就变得过于简单的展览中制作一种强度的方法。 问：你认为合作会成为我们这一代策划人的主要模式吗？ 答：我不想为合作而合作。我认为如果把它作为模式，通过它策划人能够把自己的思路看作打破机制结构的方法，那么合作越多越好。 问：在经过一代英雄式策划人以后，例如哈若德·兹曼（Harald Szeemann）和庞吐斯·霍屯（Pontus Hulten），我们今天好象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工作，合作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答：很多变化已经发生了：许多城市的人口结构，大都市的观念，新身份和历史的制作，大众文化的角色。我愿意相信，由于这些改变，我们这一代策划人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中看到了制作新的文化定义的方法。但是，回到你提到的那一代的工作，他们的展览作为文献和参考继续反映在我们现在的展览制作中。他们那一时代的乌托邦主义和反文化运动已经结束，但是回溯过去，他们的时代那么富有朝气、那么纯正和充满许诺。尽管这样，我不相信那一时期的策划和艺术计划已经足够政治化了。九十年代完全是另一码事，每个人似乎都自我满足和得意。美国现在是既懒又肥，经济发展得喊好，人民生活优裕和自得其乐，所以应该主要由我们策划人来找到把我们的实践复杂化一处于能够超越我们自身实践之限制的位置--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向世界上其他的思维、制造和行动过程开放。 上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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