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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九十年代初，徐冰和谷文达、黄永砅、黄度一样加入了去西方艺术世界闯荡的行列，他们带着中国传统和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的背景在西方与异文化发生碰撞，并创造出了个人的对话方式。在年前徐冰回国之际，对其进行了访谈。问：前几年国内艺术圈有一个概念，即认为有一种国际主义艺术，这种艺术不受一种本土资本的支持或各阶层的理解，艺术家就试图绕过国内体制去西方参与艺术，这样是否有一种国际主义艺术，它是与种族背景的艺术相对照，就像"世界文学"的概念。 答：我觉得是否属于国际主义艺术或地方艺术这都没有关系，我自己的态度是：在哪儿生活肯定要面对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就有个人方式。中国好的艺术家面对的是中国当下的问题，不管艺术通过什么样的思想、方式、怎样的折射和转换成为他的作品，最基本的最有意思的东西是中国当下现实决定的。比如我生活在纽约，我面对的肯定不是中国的问题。在国外的学多成功中国艺术家最后探讨的是这种空间的问题。 问：有人认为你的作品应该有汉字，也有人认为不应该有汉字，好象有了汉字后就太地方性，通过符号建立一种意义。 答：你是用一种中国的符号显示自己，还是用什么符号显示自己？我的作品在出国前符号性特别强，出去后的作品都不如出去前的作品中国符号那么强，比如《天书》、《鬼打墙》都是在国内做的，我本人不在乎我的作品有强烈的中国符号。我觉得不用这个符号就没有别的符号可用，因为你的背景就是这些东西。我的态度是必须用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营养作为武器来参与西方的文化讨论，这是我选择的方式。因为这样有一个理由可参与大的范围的文化讨论，否则就没有理由去参与。我后来的作品变得非常复杂。里面和表面的东西非常不一样，比如新英文书法，这种方块字的表面十分中国，但又不是真正的中国字，它的内核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它是英文，但又有一个非常东方的面孔，严重的表里不一。 问：这是否像现代汉语的例子，文字是中国字，但它的内容是可以表达西方的文化，就如翻译语体。 答：我的作品还是以字形设计的角度，我最有兴趣地是做一套新的字形，这种字形非常个人化，但又具有公众性，它可以在艺术圈范围内被社会使用和向社会渗透，而且它技术性比较强。它介于西方和中国之间，它是一种东西的两面，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西方人看了这种字形首先会觉得这是东方文化，一般中国文化对他们很神秘、很难介入，当最后他们发现可以读懂文字时，他们觉得这是来自他们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这时就会得到一种很特殊的经验。而对东方人来说，一看又会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或文字，觉得英文陌生。 问：你觉得这些文字是字形在自动发生作用，还是你在携带它们在两个文化阵营之间来回穿梭时字形和携带者共同发生作用？ 答：我觉得这种现象跟滚雪球似的，有许多反馈。我从1994年至1996年制作的最早一批学习教科书和电视教学带，做教室是从1996年开始的，在世界各地做了二三十处，包括南非、亚洲很多国家。在展览的同时有很多其它反应，比如在韩国的光州双年展，博物馆在电视台介绍这个作品，结果像一个电视教学似的，很多观众向美术馆、电视台索要这种文字的资料。这就给我一个启发，我后来每在一个地方做教室，就在公共电视台做一个节目，有点像电视教学。在有些地方，它对学生、孩子特别有吸引力。有些学校给学生开一个课，课程跟我的书法有关；也有老师带学生到美术馆上课；还有美术馆外的反应。现在有许多西方人要我题字，就很有意思，因为过去西方没有题字概念。这些题字是一些学术机构、公司或亚洲学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些写书的人用我的字作为题目，亚太三年展的标志用我的字体。还有许多人用我的字给我写信，有一个日本女孩给我写信，看上去用中文，实际上里边我的字、英文、日文混在一起。 问：你觉得这是一种文化游戏呢？还是一种文化交流？如果是一种游戏，就带有猎奇、好奇、好玩的动机，是文化的外部在起作用，而交流应该是对文化形式所负载的经验的介入。这两个概念对于西方人和你的参与是侧重哪一个方面？ 答：我觉得都有。这里有几个层次，我希望作品在表面或呈现的形式上像游戏一样，对观众而言轻松亲切。这是因为在西方待时间长了，对当代艺术与观众的关系有一些认识。作品像游戏也是一种手段，让观众来介入作品，但肯定不光是游戏，介入后会发现与众不同之处。 问：文字是文化之间的一道墙，真正的交流应该是对对方经验的介入。 答：我的作品有这种交流的试验性，从最早的作品开始。新英文书法是通过沟通的不方便达到一种特殊的沟通试验，比如今年在纽约的一个展览，讲艺术家和策划人之间的关系，它计划是请艺术家选择主持人，这是交流。我想做的作品是用我的文字与策划人交流。每次展览后文字材料有一叠，包括各种细节，什么时候看展厅、订机票、寄画、经费预算、运输等，我在整个交流中用自己的文字，他用什么文字回信没关系，最后展出的是我们工作过程中联系的各种文件，这些都是在讨论沟通的问题。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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