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问：在文化问题上应该有三个地带，比如你出国前在中国的经验和美国本身的文化传统，这是两个世界，不能统一为一个世界。如果这两个世界的人要共处，维持这种共处的经验应该是两者中间地带的一种共生的经验。你的作品介入的不少活动是否跟你在中国创作的方式不一样，不是说你介入对方经验，而是在共生地带发生作用？ 答：中间地带也是我这种状态的艺术家必须选择的地带，没有别的地带可以选择，而且和我的作品比较吻合。这个地带有比较多的未来性，这些问题对未来会有作用。 问：你的文字成为标志了，你怎么看个人艺术作品的标志化？ 答：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对艺术家来说，问题在于它是否真实。对我来说，我对文字有兴趣，这是过去不直达的。在工作许多年后才觉得这其实是和个人的文化背景、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的。有人说我的作品和文化背景有关系，我的作品的发生和个人经验有关系，特别是个人化，我不愿把非常个人性的东西放进去，但这个东西的发生却是非常个人化的，比如文字和看不懂的书，这都和当时的文化热有直接关系。我生长在北大，父母的工作环境和我对书的感觉有关系，也和我们这一代人在读书时没有机会读书这种经验有关。比如小时候父母很忙，我经常在他们办公室。我母亲在图书馆学系工作，我父亲在历史系工作，我从小对很多书的表面形式--书的装帧和各种字形很熟悉，那时没法懂这些事，因为不识字。在文革没什么书可读，插队回来后开始读书。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没有是什么文化，对书和文化有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一直没摆对，因为对书和文字有一种惧怕和崇敬，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进去过。我上研究生时，没怎么画画，读各种书，参加各种讲座，书读多了后就特别烦，你会觉得这东西不象你期望的那样，觉得文化讲座其实是非常无聊的，像一个游戏机一样，上去了以后下去来。那时对书就会有厌烦，那时我总是隐隐约约想做一本书，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书，对文化状态或文化与人关系的书，就有了《天书》作品。这是非常个人经验的，它又和中国当时的文化环境特别有关，关键是你的敏感和着眼点是否是在某一个层次上，这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即这是国际化的还是地方的。这个作品还是非常地方的，但又是非常国际化的。因为它讨论的问题是和20世纪西方当代哲学的主要哲学问题非常吻合的。它讨论的是语言和传达的关系，对语言的重新认识、对交流和沟通，对人的思维和表述的关系，最重要的哲学家像德里达等基本上都在说这个事，下个世纪肯定不是这个事了，下世纪肯定是生命科学的问题。我当时并不懂德里达，但它涉及语言问题，西方学术界对这个作品特别有兴趣。 问：这是一种插入，建立的是一种外部环境，你的字体或字形跟语境中的所有因素是没有关系的，但插入这个现场后，词不达意和语境的这种外在关系是怎样的呢？ 答：其实它和文字本身没有一个直接关系，你不能说它是文字，但它有一个文字的躯壳，有真正文字的外表，没有一个文字本质。 问：旅行和客居提供给个人的东西，与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提供给个人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你这一代艺术家由在中国成为世界的旅行者，或成为某个城市的客居者，这对你的艺术有什么影响？ 答：这一代艺术家的状态基本就是这样，这一类艺术家在前两年开始就特别被西方艺术界注意，我参加的学多展览基本在这样的主题下，比如"交叉"、"生与熟"等，策划人很注重艺术家的身份，有意寻找自己的文化背景，在其它文化生活的流动的艺术家。中国这一代艺术家特别有"移动"这种思维，因为我们这一代艺术家文化背景特别不固定，因为有社会主义背景、文革背景、改革开放和西方生活这种背景，我本身对文化的概念特别不明确，所以我要在文化概念上作一个游戏、挑战或发问。 毛泽东文化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最主要的文化根源和背景，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太多影响，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只是符号，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即使有也只是一个被毛泽东思想改造过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非常新的不是文化概念上的中国传统，也不是西方的，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什么发展时间短，但发生的这么快，艺术家作品都有一种特殊的力度，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毛泽东文化的洗礼，这是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和亚洲其它地区当代艺术不同的一个关键因素，离开这一背景是没法谈的，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表现出这种状态，很多年轻的在边缘地区的艺术家为什么思维敏锐超前，都有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影响有关系。我们的说话方式与毛泽东语录的背诵是有关系，中国内地人的说话方式与台湾人、香港人不一样，他们离旧文化更近一些，他们的思维特别规矩，说话特别斯文，中国大陆人的说话比较简洁、直接。我回过头看，毛泽东的书和文章写得非常好，语言特别简洁，扼要通俗易懂，他对旧文化的改造有破坏性。 问：这些人带着一种国际主义理想出去，国内创作的作品很西方化，出去后作品题材又很传统。 答：这在出去的艺术家中普遍是这样的。我有些不一样，我出去前的作品很少有西方化的东西，出去以后，中国符号的东西变得弱一些，但仍然有。有些艺术家出去后东方符号变得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这是因为国际范围的参与导致艺术家这么去做，即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参与大的文化讨论。这种背景文化影响了符号性，它是在一个国际文化讨论范围中的，多元的混杂文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各种文化在这种讨论中都有一个位置，比如黄永冰的作品肯定不是面对中国文化的问题，实际是借中国文化和其它文化进行一个对话，这一点是非常国际主义的。去年年底在路德维希有一个大展，主题是讨论一个世纪以来的艺术是怎样通过不同的文化来改变当代艺术的线索和面貌的，从世纪初到现在选100个艺术家，50个古典的现代艺术家，像毕加索，把这些人受到不同文化影响的影子都给找出来了。另外50个是活跃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大部分都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天书》作品被认为是有特别强得异文化的符号，又参与到当代文化的讨论中来。就艺术通过自己的文化营养来改造当代艺术的进程说，这些作品都起到这个作用。 问：黄度的作品你是怎么看其极端的当代性的？ 答：他的创作方式、工作态度及与当代世界的关系肯定是与他的文化背景有关的，或者说和85新潮、毛泽东文化有关。他创作方式的随意性、没有限制、及挑战性都出于这个背景，虽然表面上他在讨论西方当代媒体，他的东西很有意思。 问：毛泽东方式，比如大胆地表达、不太受教养的束缚，教养在美国或欧洲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了。 答：我觉得西方艺术家的思维范围没有我们大，作为一个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在当今世界工作是很方便的，有很多空间是别人没有的，毛泽东背景的文化营养是非常适合应用于当代艺术的工作方式，这可能有人不太愿意说出来，在国外的讨论会或讲座我有时间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和背景，谁的工作做得好是因为谁怎样面对这个文化背景的现实，怎样来和发展当代文化方式衔接起来。 上一页 |
|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