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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那你觉得艺术是否能摆脱商业呢？ 答：不可能的，艺术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欧洲的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变成主流文化的时候，也是有经济运作和资本运作跟着一起来的。
问：你那个电视机作品照片做得很好看，实物其实是一堆破烂，这肯定是没法卖的。后来你使用景德镇陶瓷材料是不是考虑卖的？ 答：开始也没有这样考虑。如果是考虑卖的话，我94年做的陶瓷有二、三年一件作品也没有卖出去，没有被人接受。商业的运作也需要进入它的运作形式，不在这个形式里，它也不会接受，虽然东西很光滑很漂亮。使用陶瓷还是觉得可以与流行的廉价（概念）挂钩。 问：我发现你这一年半有一个现象：开始为了波普风格的材料特点去做陶瓷，做陶瓷必须一次一次去跑景德镇，工艺和技术特别复杂，在那儿一呆就是很长时间，现在看起来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了。这种生活方式后来比材料观念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反过来对你的精神也有影响，这跟艺术村的生活对你的消磨时不一样的。 答：这样跟集体就有距离了，这样的一种工作形式跟自我的联系就多了一些，跟自己交流多了。一下在南方呆三、四个月，没有像在北京跟人在一起，好像还"在"，那时候你感觉自己失踪了、消失了，这时候你只有自己跟自己对话了。 问：艺术村以前我也去过，看见你和很多朋友一起居住，那种方式是不是自我不太容易保存，或者更能强化自我？
答那时生活方式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它会拖着你进去。比如早上几点起来，几点睡觉，喝酒吃饭就像公社大食堂一样，这是不由自主的。就像我离开，再回来，再离开，再回来，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比做作品本身对一个人影响更大。因为你在这种生活状态，就不可能说我现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和一堆人在一起喝着侃着正高兴的时候，你不会想我个人内心有一些什么思考，那时候是"随大流"。 问：在艺术村是否都有一种被动性，被一种什么东西牵着走，包括艺术村的很多人几乎在国内找不到市场，只能把作品卖给外国人，你是怎么看把作品卖给外国人？ 答：首先只有外国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一开始这些艺术家来（艺术村）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带着自己的痕迹就来了。来了以后，只有外国人在当时关注这些人。国内也有人关注。国内的媒体主要是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觉得这样是一种精神上的释放，但不关注这些人的作品。他们或者是没有能力来关注，或者他还不会考虑你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借用你的生活方式来充实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但西方人不一样，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太正常了，他们就是看看这些人（艺术家）手上还有什么货。一看是画这种画的，他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话，就买一些。可能他们生活中就需要这个，对他们来说都很正常。 问：你现在做关于钱的题材，你觉得你对钱的看法和大众对钱的概念是一样的吗？
答如果我要把"钱"（的作品）完全转换成现钞的话，那我应该把作品做得更加流行，但我个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制度的运作才会起到作用，或者大量的人喜欢（我的作品），我估计我做不到。所以我还是在大众的边缘，但可能心态离大众最近，这可能与生活方式有关系。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一个以什么名义说话、不会站在代表一个集体说话、代表另外一个人发言的角度，一般还是一个个人的声音。因为生活方式太接近大众了，是大众的一分子，但又是一个人发言的，所以叫小众。 问：你的许多作品都是为了表达对象征的看法，而没有更多地反映个人的故事。对你来说，这十年是否是一个伴随着对象征看法的改变的过程。 答：一开始乌托邦是生活的一部分，后来结束了；结束后缓过劲来，又把乌托邦作为形式来用。这样乌托邦的终极目的就不在乎了，它可以是一个美金，也可以是一个盒饭。乌托邦的精神状况就转换成形式了，所以个人的叙事就变成了叙事方法，而不是变成故事内容本身。 问：你觉得到了今天，知识分子是不是很难再找到一个现实载体？他（们）的生存空间只是在一个原有的记忆形式里面，他（们）至少不像许多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有自己一套实际的生活方式演变出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参与经济生活的实践，更多的可能是生活在精神形式里。 答：这可能是与白领和大众的区别。 问：从这一点说，你可能属于那种已经渐趋消亡的不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 答：白领他（们）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在那儿，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有一个目的。
问白领他（们）是有新的乌托邦的，比如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买楼、保险。 答：这个都是乌托邦上的祭品。我们跟知识分子的区别是：知识分子乌托邦也有一个终极点，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终极）点，我是把这个点现在转换成一种（视觉）形式。 问：艺术村的艺术家可能和以前的"地下志士"还不一样，他们不像很多人那样勤奋地去工作，加入一个体制去获得工资或做交易。他们更多的是在家里睡懒觉、冥思苦想，或者泡吧，或者跟专业圈、朋友圈的人交谈。他（们）所有的生活是很游离于各主流圈子的，但他（们）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经济来源。这就是说，他要在主流机制里找到一个食物链，这种生活方式你觉得它会构成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答：这跟整体社会运作轨道是一样的。他（们）会希望爆发。 问：这个时候他（们）是把艺术看作是一个行业？ 答：有时候身在其中很难这样说。因为作品的内容上有可能会和社会发生关系，但感觉是发自内心的，很难用一个框架立刻就把它框进去。它可能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既是要进入主流商业运作，来维持自己这种可以睡睡懒觉、什么也不想干、泡泡酒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需要物质来养它的，没有物质基础支撑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闲阶级，艺术家往往就变成有闲阶级了。 问：既然从95年后开始关心消费文化，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进入商业艺术？比如画漫画书、写畅销书、做广告设计，这也同样是一种艺术，并且跟消费发生密切关系了。 答：这我得想想，看来还不是把自己当一个大众，明显地与大众有距离，为什么不愿意彻底为人民服务呢。 问：这可能发生的方式不一样。从载体上、制作方法上、以及艺术观念上，前卫艺术和商业艺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包括它们面对的一般问题。所谓的精英艺术它还是想追求一种升华方式，但无论是商业艺术还是精英艺术现在都需要去斗争，跟市场去斗争，跟官僚主义去斗争。如果是精英的话，它还是想升华。但置身于商业艺术就不太可能升华了，目的仅仅是争取斗争本身的胜利，获得金钱。但中产阶级观众和有教养的大众恰恰是想在艺术中看到升华部分，但商业艺术家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了，他们看到的是"伪升华"。 答：可能这就是现在艺术家的动力，或最后的一个理由。因为现在谈"前卫"这两个字，可能就变得很流行、很商业的东西了，所以没有区别了。 问：这样你就更像一个消费和流行文化的观察者，试图把它那层外衣扒下来，这可能就包含一种实验了，看这层东西能否把它升华一下。 答：有一个金·凯瑞演的电影《月亮上的男人》，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你说得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流行文化中非常失败的演员。金·凯瑞扮演这个角色后非常失败，喜剧是一个需要获得大量观众的商业领域，但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很难跟知识分子文化挂上钩，金·凯瑞就演了那样一个人：既在商业文化领域里不停的介入，因为他生存需求和他的荣誉感导致他要进入这个领域，但他又不停地想从这个领域中抽离出来，想变成一个批判性的角色，他就不停地跟观众产生对抗。他又要进入观众的审美，又要调侃观众的审美，所以这个演员本身就在社会上很失败。 问：可能他的问题就在这儿：一方面要考虑审美本身，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它是不是可以拿去交易，当代艺术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审美问题，艺术家还要考虑如何去做成一笔交易，拿它去换取一种生存条件。 答：做成交易后，又要从交易里调整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因为交易过于投入后，就会被又一种制度同化了。所以那些不原意被同化的批判的艺术家又要想办法使自己摆脱出来。
问：做成交易后，又要从交易里调整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因为交易过于投入后，就会被又一种制度同化了。所以那些不原意被同化的批判的艺术家又要想办法使自己摆脱出来。 答：我还没有跟画廊签过合同，但看到过一个完整的商业合同摆在我眼前，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况比我签这个合同的状况要好一些。我理解那些被签约的艺术家，他一方面也付出代价获得回报，能进入整体运作，能在今天容易获得认同。但背后也后一些我们不太愿意接受的东西，像制度内的一些禁锢，或将你限制在某一个样式中，这些都会给一个艺术家带来很多影响。我看过这份（给我）的合同后，觉得自己的状况还可以。 问：我觉得你这种方式像一种知识分子的新流浪汉精神，是不是觉得这种知识分子文人和流浪汉精神的结合体好像跟这十年许多知识青年的选择不一样的，更多的人是选择更健康更积极的投身主流生活，积极工作，获取回报。你却恰恰表现出像个懒汉或流浪汉似的满不在乎、或这在乎又不舍得丢弃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诱惑，你的这种生活方式好像对你有一种吸引力，你觉得它是什么？ 答：这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比如什么人能让你激动，有时有一些故事就能打动你，那你就可能倾向另一些状况。打动我的故事有不少，其中就有犬儒学派哲人的故事：一个犬儒哲人在一个大木桶旁晒太阳，一直是个流浪汉。但他在当地已经很有名了，他跟所有人都要吵架辩论，哪怕是一个卖菜的都要跟人谈他的哲学，人家就骂他，（说）听不懂。他就跟人互相对着骂，拿石头互相砸，在当地也混成一霸。后来亚历山大皇帝去视察这个城市，听说这边有个名人，老在一个大木桶旁晒太阳，无聊，一个真正的盲流。（亚历山大）就过去看他，说你有什么需要，我是慕名而来看看你到底怎么样。这个家伙坐在大木桶旁半天才睁开眼睛，（对亚历山大）说，请你让开一点，不要挡住我的太阳。 问：其实稍微有点知识的人，他要往一个方向完成一段时间的人生，肯定会希望投奔一个地方或守住一个地方，那样总有一天才会晒到太阳。可能暂时没有太阳，包括许多新经济人物跑到股市上，他们觉得在股市上总有一天会晒到太阳。你现在还坚信只要在艺术村呆下去，总有一天能晒到太阳？ 答：太阳到处都有，只要不被人挡住就行。 问：你现在是明确有人挡你，还是怀疑有人挡你？ 答：你肯定知道晒没晒着。所以要老挪地方，一会儿被挡住了，你就说，反正太阳那儿也有，去那边挪一挪。但那个犬儒哲人更厉害，他还叫人让一让。 问：如果那人不走呢？ 答：不走不可能，因为皇帝要去皇宫，不可能老呆在这个市场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的随行人员就问怎么办，他敢跟你说这种话。但皇帝悄悄地讲了一句，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就愿意是他。 问：假如你躺在艺术村的村口晒太阳，有一帮人挡住了你的阳光，那时候你会怎么办？ 答：那就往旁边挪地方。 问：你不跳起来跟他们理论？ 答：不，还是挪地方。因为稍微往旁边让一让就有太阳了，那更容易些。 问：那你不想主动地去获得一种阳光？ 答：主要是获得阳光太容易了，这跟你内心的生活是一致的。你要想获得自由，你立刻就自由了。你不用非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自由。我是这样想问题的，所以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外在的包括物质上的（因素）对我的影响不可能那么大，会有，但不可能那么大。因为你往旁边一挪，就解决了。这一挪，并不是要改变别人。 上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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